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311　‘

JOURNAL OF SHANDON G UN IV ERSIT Y

NO.1.2003

3该文系德国DAAD 研究项目:“欧洲民主传统与欧洲一体化”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2-06-12

作者简介:宋全成(1964.1-),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博士、副所长。奥地利格拉茨大学(K arl 2Franzens U

2

niversity of Graz )、德国奥斯纳布鲁克大学(Osnabrueck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欧洲政治哲学、欧洲政治学。

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

宋全成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提要: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人性恶是孟德

斯鸠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而人性善、社会恶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孟德斯鸠主张国家权力的分割性,而卢梭主张其不可分割性;孟德斯鸠主张议会代表制,而卢梭主张主权的不可代表性;孟德斯鸠为防止权力的腐败而进行了制度性的、社会层面的技术性安排———以权力制约权力,而卢梭用道德约束,否认了主权者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它们对政治学理论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孟德斯鸠;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1-0060-05

Interfluve of N ational Pow er Theory

Bet w een the European Initiatory Thinkers :Montesguieu and Jeen -Jacques Rousseau

Song Quancheng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100)

Abstract :The deference between the European initiatory thinkers :Mr.Montesguieu and Mr.Jeen 2Jacques Rousseau ’s national power theories are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basis for Mr.Montesguieu ’s theory is that is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and for Mr.Rousseau ’s theory is that the human nature is kind and the society is evil ;Mr.Montesguieu claims for the segmentation of national power ,and Mr.Rousseau claims for the indivisibility of national power ;Montesguieu claims that the national power can be commis 2sion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Mr.Rousseau claims that the national power can be commissioned by none ;Mr.Montesguieu makes the technical arrangements for the regulations and societies to prevent the national power from he corruption —“Power Restricted by Power ”,and Mr.Rousseau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corrup 2tion from the national power restricted by morality.Mr.Montesguieu and Mr.Rousseau ’s national power theories are the two s plendent historic monu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Western Politics Theory ,which have caused thorough different historic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theory and the physical practice of politics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K ey Words :Montesguieu ;Rousseau ;National Power Theory

孟德斯鸠与卢梭是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们设计的国家权力理论,对于政治学国家权力理论的发展和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实践,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是,他们的国家权力理论有着极大的不同,并对政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本文拟就二者国家权力理论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差异的国家权力理论

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可分为如下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权力划分理论,二是国家权力制约理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家权力理论建立的前提不同。

人性论是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建立的理论前提。但是,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二者是完全对立的。由此,直接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及内在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是建立在下述人性论的基础上的,即人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至善至美的,而是存在丑恶、自私等不完善的方面,并对人的这种不完善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人的道德天性完全不能普遍抗拒权力的腐蚀。在权力问题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因此,“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第154页)既然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权,那么,国家的权力就不能像封建专制主义那样高度集中,而必须分权。由此,孟德斯鸠创造性地继承了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分立。而为了防止人性恶的方面,即滥用权力,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的运用上,没有赋予这三种权力的任何一种以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意义,而是彼此牵制、相互制约。显然,他不是从人的内在本性的道德纯化,而是从人的本性的外部即社会的方面给予权力以强有力地制约,即以恶制恶、以权制权。孟德斯鸠认为,有了这种政治制度的技术性安排,才能使那些拥有国家权力的人,有无限的能力去从善,而无任何能力去作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权。

人的个体的“性善论”和整个社会的“性恶论”,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与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是人性恶论前提截然相反的是,卢梭主张人的个体的“性善论”和整个社会的“性恶论”。卢梭认为,人本来是善良的、淳朴的、富有同情心的、乐于助人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艺术的进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状态,人类本性中的美德和优秀道德品质的退化也由此开始。道德异化和退化的社会,又造成了一批邪恶的个人。“我们的风尚里,有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不敢再表现真正的自己;而且在这种永恒地束缚之下;人类便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因此,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2](第526页)卢梭在他们的第二篇论文中进一步认为,“随着人类日益文明化,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价值。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3](第118页)在卢梭看来,“野蛮人和社会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意见之中”。[3](第1242125页)因此,国家的权力的运用就是要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能够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能够培养和恢复像自然人那样的美德,使每一个人恢复为像自然人那样具有美德和优秀品质的真正的人。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是道德共同体,国家里的公民是道德公民。如果是这样,国家的权力就不可能被滥用。

由于人们的本性和道德,并不能普遍抗拒权力的腐蚀,因而在孟德斯鸠那里,国家权力被设计为以权力制约权力,互相制约,彼此制衡,从而有了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技术性安排。而在卢梭那里,由于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道德共同体的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因而不可能滥用权力,于是,人们善良的道德天性,替代了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技术性安排,成为防止权力滥用的屏障。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这种道德的屏障在拥有较大或无限的权力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力。

第二,对于国家权力分割的态度不同。

孟德斯鸠极力主张国家权力的分割而治。认为国家的权力决不能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手中,如果拥有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由于人的本性恶的一面,就必然滥用权力,践踏人们的正当权利。因此,国家权力必须分割。据此,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正废止法律的权力;行政权,就是媾合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的权力;司法权,就是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诉讼的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德斯鸠与洛克在国家权力划分方面的不同。洛克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而孟德斯鸠将权力区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对立法权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对行政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洛克将执行法律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而不包括对外权,而孟德斯鸠的行政权是包括对外权在内的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的权力,而将执行法律、惩罚犯罪、裁决诉讼的权力称之为司法权,并主张它与行政力的分离和独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和独立,对于现代化社会的推进,对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对于公平合理

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

秩序的创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犹如一把悬于社会之上的闪闪发光的利剑,不仅监督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且监视着行政机关的社会行为,对于任何方面的违法犯罪,不论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层面的个别的社会成员,还是来自于社会上层的行政机关,都有权提起诉讼,进行司法调查。

与孟德斯鸠的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尽管卢梭继承了洛克关于立法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但却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国家权力划分的政治理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经以嘲笑的口吻写道:“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区分为强力和意志,分为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和战争权,分为内政和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团,时而又把他们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好象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肌体来凑成是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据说日本的幻术家能当众将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肌体一一抛向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这倒有点像我们的争论家人所玩的把戏了,他们用的不愧是一种江湖幻术,把社会共同体加以肢解,随后不知怎么回事又居然把各个片段重新凑合在一起。”[4](第37页)卢梭认为,权力分立思想家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例如,人们把宣战和媾合的行为认为是主权的行为。其实不然,因为这些行为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卢梭在《山中书简》第七章中明确指出:“根据社会契约所奠定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出:和通常的见解相反,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宣战与媾合都不是主权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4](第29页)在卢梭看来,人们只要把主权看作是分立的,那么,就要犯错误,而被认为是主权的部分的那些权力实际上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是以至高无上的公意,即人民的意志为前提的。主权是永远属于人民的,是整体的、是不能分割的。

从人类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国家的主权无疑是从人民那里获得的。从语义学的意义上讲,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抽象概念,它是不能分割的。但是,作为属于人民的国家主权,在政治学意义上,是完全可以分割的。没有分割的作为整体的国家主权,在政治实践中只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或者专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血灾变,恰好证明了上述观点。

第三,对国家立法权力如何运作的观点截然不同。

就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国家权力的划分并不是孟德斯鸠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立法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才是他关心的焦点问题。孟德斯鸠完全接受了洛克关于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应有人民集体享有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

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已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有人民集体享有。”[1](第158页)但孟德斯鸠又认为,“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困难之一。”“古代的大多数共和国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就是人民有权利通过积极性的、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予以执行的决议。这是人民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情。”[1](第1582159页)孟德斯鸠认为,为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作的事情。”[1](第158页)也就是说,人民享有的最高的国家立法权力,不是通过全民的集体参与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选举他们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来行使的。在立法机构中,立法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呢?孟德斯鸠将立法机关设计成平民团体和贵族团体两部分组成。平民团体的成员由每一个主要区域的选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而贵族团体的成员是由世袭的贵族组成,与平民无关。显然,孟德斯鸠以英国的立法机构作为其理论创作的蓝本,尽管孟德斯鸠为贵族议员在立法机构享有不经选举的特权,保留了位置,但是,他仍然为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代议制,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与孟德斯鸠的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卢梭尽管也同样主张国家的立法权力属于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集体拥有,但是,他坚决反对人民代表制度。卢梭认为,主权者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本质上说,它是既不能被分割、也不能被代表的。因而,卢梭反对孟德斯鸠关于通过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代表的观念是近代的产物;它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又荒谬的政府制度。在古代的共和国里,而且甚至于在古代的君主国里,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名词。……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4](第125页)针对孟德斯鸠所津津乐道的英国国会议员的选举,卢梭以其特有的嘲笑口吻写道: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后,他们就等于零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愿望等等,再也没有任何人或国家机构予以理睬了,他们被彻底地抛弃了。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选出了自己的代表,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的主权权力和自由便彻底丧失了。卢梭向往的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而是人民一致同意的直接民主,是一种像古希腊人那样经常集会来既行使主权,又行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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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政权的程序极为简单的民主。

孟德斯鸠的主权代表制,实质上是一种人民的有限、而不是无限权力的民主,它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卢梭主张的是一种人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极端民主。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卢梭所赞赏的人民民主,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第四,在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方面的设计不同孟德斯鸠的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上,进行了工具理性方面的技术性安排。他直接继承了洛克关于制止滥用权力的思想。洛克认为,“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越权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而,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5](第95页)在孟德斯鸠看来,国家权力尽管是属于人民的,但是,那些由人民选出的、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在制约,就必然滥用权力,从而破坏人民的政治自由。“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民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为止”。因此,“从事物的性质上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第154页)为此,孟德斯鸠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进行了这样的技术性安排。国家的基本权力是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个基本部分构成。首先,权力是分离的。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制定、修正和废止法律的权力,而行政权是接受立法权的委托实施法律,维护公共安全的权力,而司法是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诉讼的权力。显然,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其次,权力是相互制约和渗透的。行政权有确定立法机关集合和闭会的权力,同时有制止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力,而立法权尽管没有钳制行政权的权力,但有权审查行政机关对于立法机关所制定法律的实施情况。人人畏惧的司法权是独立的。它是高悬于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之上的监督社会成员的社会团体行为的眼睛。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的权力。

与孟德斯鸠关于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计的制度性、技术性的安排不同的是,卢梭以崇高的道德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因而,也无需对权力滥用进行技术性的安排。卢梭认为,当人们缔结社会契约时,转让了自己的全部权力,而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或主权者。在这个共同体中,“只有私人意愿与公共意志完全一致,每一个人才是道德的……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么,同样的事情可以换句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6](第254页)在道德王国中,公意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公意。因此,主权者的权力是不可能被滥用的,因而,也无需对公民提供任何的防范权力被滥用的技术的保证。“主权者既然只能自组成主权者的各个人所构成,所以主权者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与他们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因此,主权权力就无需对于臣民提供任何保证,因为共同体不可能想要损害它的全体成员;而且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共同体也不可能损害任何个别的人。主权者正由于他是主权者,便永远都是他当然的那样。”[4](第28页)卢梭单从主权者概念的逻辑规定,而不是依靠政治制度的技术性安排,便保证了主权者不会损害它的公民。这种保证是在假定主权者单从公意出发的道德保证,而这种道德保证,由于缺乏政治制度性的技术安排,而显得无比脆弱。在席卷巴黎大街小巷的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这种道德保证的篱笆墙瞬间便被摧毁。

通过比较,我们清晰地发现:孟德斯鸠关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理论,是从人的道德本性中“恶”的一面出发的,是建立在人们必然滥用权力的理论前提下的,因而,孟德斯鸠有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政治制度的技术安排。而卢梭是从人的道德本性中“善”的一面出发的,是建立主权者不可能滥用权力的理论前提下的,因而,他的理论缺乏政治制度的技术性保障。从人类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来看,孟德斯鸠的理论前提更切合人类本性的实际,因而,他的关于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政治制度的技术性安排,更具有实际的和操作的价值。

二、不同的历史丰碑

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它们对政治学理论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影响。

从政治学理论发展的进程来看,尽管卢梭的人民民主权的国家权力理论,似乎高于孟德斯鸠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权力理论,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其国家权力理论自身体系的完善性两个方面来看,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更放射着耀眼的理论光辉。

从近代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顺应了近代社会要求政治与神学、政治与道德、政治与社会分离的发展趋势,而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主张政治与神学、与道德、与社会的统一。从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较之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无疑是有悖于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势的。

从国家权力理论自身的完善性、科学性来看,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较之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存在较大的“理论黑洞”。

第一,孟德斯鸠主张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相互制约。人民以代表的身份参与国家权力,能够基本保证人民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们向往的人民民主。而卢梭主张国家权力不能分割、不能代表,并赋予人民———主权者以无限的权力,这就为暴政

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

播下了种子。

卢梭主张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代表性,并赋予人民以无限的权力。这就使得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而权力高度集中的直接后果就是专制和暴政,它破坏了孟德斯鸠所倡导的民主体制。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尽管基本上按照孟德斯鸠的权力理论制定了1791年的宪法,并在《人权宣言》中庄严地承认了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平衡制约的必要性,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倒向了卢梭的人民无限权力理论。无论是君主,还是多数只要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就必然走向暴政。法国大革命的流血灾变,已经充分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在任何时候,“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7](第179页)的确,法国大革命极权民主的实践,最终走向了平等与民主的反面,走向了拿破仑的独裁专制。

第二,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确定了法律治国、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而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则以公意或多数人的意志否定了法律,其实践结果是诱发了以流血为特征的社会灾难。

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确立了法律治国、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和任何社会团体的活动,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唯有宪法和法律的存在,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是现代化社会政治民主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方面。而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则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而公意就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依靠立法权。”[4](第118页)过去的法律对现在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只要主权者认为不适当,就可以“千百次地废除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实践化。从而也就摧毁了宪政制度生存的可能性,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在罗伯斯庇尔时期以流血为特点的社会灾难的频繁发生。从牧月法令到热月政变,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就处死1376人,平均每周高达196人。由于失去了法律的保障,而让位于国民议会的简单多数,人民获得的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只是杀人和被杀的民主和自由,每个公民时时处于丧命的危险之中,即使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幸免。

第三,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主张通过党派社团和代表的方式,参与国家权力的运作和争得民主,从而建立民主政府和合理的社会秩序。而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反对党派的存在和代议制度,而主张全民直接面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民主,其实践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骚乱、流血和随之而来的军事独裁。

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主张,人民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通过代表制,由以个人为单位逐渐整合为以社团党派为单位,单位走向集团参与,通过代表制度和议会制度,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参与政府。这就必须出现社会层面上的自由与政治层面上的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情况。只有这样,个人在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才能得到保障,现代民主政治的规范、民主制度才能发育成熟。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孟德斯鸠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而卢梭的的国家权力理论,反对代表制度,主张人民直接面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民主,像古希腊城邦的市民一样,通过广场集会的方式,全民参与,直接行使权力,同时也反对党派的存在。因为,党派的存在严重威胁着公意,威胁着人民的公共幸福。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执政时期,直接实践了卢梭的上述思想。所有的民众团体被强制解散,即使雅各宾派自身也未能幸免。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圣鞠斯特在1793年3月13日《关于外国乱党的报告》中认为,“所有党派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企图分裂公民。”[8](第2602261页)雅各宾派实践的卢梭向人民允诺的全民直接透明的民主,并没有使法兰西人民从奴役和专制中解放出来,而是给法兰西人民带来了混乱、流血、恐怖和专制的暴虐,并最终以罗伯斯庇尔被押上断头台、拿破仑登上了王位,重新建立了践踏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专制政府而宣告结束。20世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2 peter)在探索民主的理论时,明确指出:民主并不是指“人民”在那里“统治”的意思。“人民主权论”或直接民主制的错误就在于,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了全体的选民,并以此看作是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否定代表制或者将人民选择代表看作是第二位的事情。事实上,二者应当颠倒过来。人民的作用,或者说公民的作用,仅仅在于定期的以利益集团的形式选择政治精英,由这些政治精英们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而社会精英的选择机制是开放的,人人有平等的机会成为政治精英。因此,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的精英采取政党竞争的形式竟取权力的过程。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认为,民主可以被定义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民主过程的价值就在于建立这种多重少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建立多数人的主权,更不是卢梭式的空洞的“人民主权”。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卢梭.论科学和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卢梭.卢梭全集:第3卷[M].巴黎:法文版,1970.

[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布罗姆.卢梭与道德共和国[M].伦敦:英文版,1969.

(责任编辑:李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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