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影响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影响

荀子是先秦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地位和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他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但同时将法、道、墨各家的思想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家。其中性恶论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性恶论作为与孟子性善论的对立出现，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人性的探讨，同时也对法家思想及中国古代的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性恶论是什么？

（一）人性是什么

荀子指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即人性是基于人的生命本体而存在的，是与生俱来的。荀子还指出："性之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这句话意指，性从阴阳相合之气中产生，是精神和物质相接触而感应的，不经过人为而自然是这样的，这里荀子进一步将人性界定为人的自然性质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荀子将人性界定为人的自然本性，成为其性恶论的必要前提。

（二）人性何以为恶

荀子指出："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在这里指出顺从人的各种欲望则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罪恶，而辞让、忠信、礼义文理则会遭到破坏，更通俗一点讲，人的各种欲望导致了社会罪恶，而人的各种欲望又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和表现，所以人性是恶的。

（三）如何去恶存善

荀子在《性恶》一开篇就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中的"伪"即人为之意，此句意指人性是恶的，而人性之善是靠后天的学习和教化。这种后天的的学习和教化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在《礼论》中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这就是说，人性本来是有缺陷的，后来经过学习和教化逐渐完善，没有人性的缺陷，则学习和教化都没有用处，不经过学习和教化，人性的缺陷是不能自己弥补的，这里指出了人性是可以通过学习和教化而改变的，即通过学习和教化人性可以去恶存善。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贪图享乐的各种欲望，但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些人的天质，使去恶存善、"涂之人可以为禹"成为可能。但去恶存善不能存粹依靠自律、自省，还要靠外在强制的约束力，荀子指出："今之人性恶，必将待师法而后正，待礼义而后治。"荀子认为，只要"化性起伪"，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但"化性起伪"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项社会事业："从之人性，顺之人情，不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性恶论与性善论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然而，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义”与“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性恶论与中国古代法治

荀子的性恶论有着深刻的内涵，有着严密的论证思路，其对中国古代法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荀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的时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断，面对这种环境，荀子创立的性恶论指出人性的缺陷和种种私欲，从而不完全相信人们的善心，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各种制度加以引导，制约，防止人们欲望的恶性膨胀。

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关于性恶论的学说是在吸收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创立的。《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此后，秦国采用了韩非子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这也是"缘法而治"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认识到荀子性恶论及其法治倾向的意义。

荀子的性恶论看到了罪恶的根源来自人的私欲，只有对这种私欲加以合理的引导和规制才能使人去恶存善。这一方面要靠集体主义等价值观的引导、兼顾个人合法权益，但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等硬性规定划分各自私利的范围，并将其作为"定纷止争"的准绳，是人们的利益冲突时可以得到和平的解决。因此，这要求我们要综合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尽可能公平地用法律加以规定，使人们的行为为法律所规制。

另外，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与性恶论在思维和表现出一种相似性，首先二者都认为恶是作为善的对立面出现，恶是一种人们应当摒弃的社会现象；其次，二者都主张惩恶扬善、消除罪恶，实现善的目标。原罪说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法治基础，而中国的性恶论也为中国古代的法治提供了逻辑起点。

总结

在今天看来，单纯主张性恶和单纯主张性善一样都是偏激的，但承认人性中有恶的成分比拒绝承认人性有恶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只有承认人性有恶，才能平静地接受这个社会并不完美、并不理想的现实，才能使人更宽容，才能逐渐认同各种法律制度进入到生活中来，并接受其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