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_理论_政策和难点

《产经评论》2013年11月第6期·探索与争鸣·［收稿日期］2013－09－24［作者简介］杨永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政策和难点杨永华［摘要］近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据说有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继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第三波理论浪潮的重要流派。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新结构经济学得出了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理论结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把进口替代看做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爬升产业阶梯的自然现象；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外国资本、贸易政策、人类发展方面得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启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难点。

［关键词］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3）06-0150-08［引用方式］杨永华．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政策和难点［J ］．产经评论，2013，4（6）：150－157．一引言近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期发表的《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可能是向国内读者推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201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念框架》、《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等著作，这些著作比较完整地展示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新结构经济学是值得重视的。

这不是因为提出者林毅夫曾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而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可能预示着发展经济学将要发生重要的理论转折。

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诞生60多年来，从其理论发展线索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二波：旧结构经济学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由林毅夫与他的同事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可能预示着第三波理论的出现。

在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海外版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的集大成，是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

现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许可以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海外版的第二部，很可能是发展经济学学说史上第三波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

新结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的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研究。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来后，学术界很关心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林毅夫本人也多次解释·051·新结构经济学新的内容。

如果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新的内容，那么，新结构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正确理解和表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一个关键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理论的重要著作，当然首先表现为理论创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主张。

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对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对发展经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和新的政策主张。

林毅夫所说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创新点。

1.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1］［2］［3］在发展经济学看来，所谓工业化就是产业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动，工业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农业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

所谓经济发展，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资料，得出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迅速上升；服务业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既不明显也不一致。

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但是发展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产业理论被看作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国家，不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不管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如何。

李嘉图时代的古典经济学的产业是由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结合的产物。

舒尔茨发现，20世纪30、40年代以来，首先在发达国家，土地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在下降。

于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改为劳动力和资本二要素。

1948年，哈罗德在其《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时，决定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整个摒弃掉。

很明显，只有在特定国家，土地仍像过去那样是制约因素［4］。

刘易斯（1954）［5］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来这样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启动前的传统经济里，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启动以后，就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现代产业部门；只要能够支付高于传统部门30%的工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资本可以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筹措；只要有资本，把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就会形成资本主义部门，或者说现代部门；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成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模式，不管这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备何种资源禀赋。

其实，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的普适性也正是它的局限性。

发展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理论从来没有解释过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的对应关系，因而对一个经济体之所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产业结构，要么用政治理由来解释，要么不作解释。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研究广东产业结构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广东选择了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暴露出来的缺陷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广东产业结构调整选择了向轻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

我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资料，列出了两张表：第一张表，广东轻重工业结构的演变。

1949年，广东轻工业的比重为87.6%，重工业的比重为12.4%。

1978年，轻工业的比重下降为57.3%，重工业的比重上升为42.7%；第二张表，广东轻重工业投资结构。

1952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为58.3%，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为41.7%。

1978年，轻工业投资比重下降为8.7%，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上升为91.3%。

就是说，广东重工业投资吸收了全社会投资总量91%以上，而产值只占42%，这说明向重工业投资的效益是很差的。

改革开放后广东就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向轻工业倾斜，适当压缩重工业。

截止1993年，广东轻重工业的结构为：轻工业的比重上升至66.4%，重工业的比重下降为33.6%。

就是说，轻工业比重提高了9.1个百分点，重工业减少了9.1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是十分清楚的，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经济发展并不快，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经济取得了长期高速发展的喜人成就。

广东经济取得成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6］。

我当··151时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主要研究了工业化理论模式的转换，把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转换成为新的工业化模式。

我的解释采用了多数学者使用的方法，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方法只是描述了客观情况，并没有作出理论说明。

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广东改革开放以前的轻重工业结构不符合广东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

当时广东经济的特征和资源禀赋的特点，就是资本不足，在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资本，不一定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

由于当时不能动员民间资本，也不能利用外资，只靠国有经济的积累，这样所能利用的资本受到严格限制，于是重工业发展相当缓慢。

轻工业又因以投资不足不能快速发展。

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使产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只能实行凭票限量配给。

重工业由于资本不足而发展受限制，轻工业被计划和体制束缚不能快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极为缓慢。

据估计，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广东城镇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为27万人，平均每年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9千人［7］。

其实，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是广东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

广东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从倾向重工业转向倾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正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思路。

林毅夫几次提出过向重工业倾斜的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向重工业倾斜是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

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至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

”［8］斯大林工业化模式之所以重视重工业，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可能说没有考虑苏联当时的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

脱离了本国的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的向重工业倾斜的政策是不成功的。

广东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是中国经济的缩影。

中国50年代后期大办钢铁，片面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小高炉遍地开花，结果炼出了没有用处的大量废钢铁，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产业选择要与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相应的观点，是一个新的理论结论。

所谓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或者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

资源禀赋还包括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两个方面，硬件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软件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9］。

也许林毅夫对基础设施软件、硬件的说明，不是十分充分的。

但是，即使把软硬件列出再长的清单，也可以找到不充分的理由。

林毅夫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资源禀赋是不同的。

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

林毅夫提出了甄别产业或者挑选产业的结论。

挑选产业，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征和资源禀赋。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在那些有着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大约高于本国100%的快速增长的国家内识别出一系列动态增长的贸易产品及服务，它们在该国已经生产了大约20年。

旧结构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启动时的产业，只是选择现代产业，或者工业产业。

这样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脱离本国的经济特征和资源禀赋，选择本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2.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

然而作为动态过程，经济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种产业的升级和调整的内在机制是市场机制，同时必然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