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化自觉
引言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

这些学界前辈毕路蓝缕，在曲折艰难中将社会学研究推向了发展的繁荣时期，不仅使其在中国扎下深厚的学术根基，而且形成了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情结
读过无论哪一种费孝通传记的人，心中总是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其实费孝通和传统社会下的乡土中国不是完全契合的。

虽然出生在名家辈出，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苏杭之地，但是费孝通所受的教育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塾之学，而是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思想的新式学校。

从启蒙院开始，一直到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虽然也讲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所有的教育也无一例外的带有西方的色彩。

能有如此的学习经历大概还是和他的家庭有关，因为他的父亲费璞安当年曾作为政府所派的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专门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即开办了新学。

他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之一。

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使费孝通接受了严格而又规范的系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之后负笈英伦的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他可以毫不费力的接受西方的思想，但是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他与农村社会在生活上是脱离的。

这种脱离，并不是不常见的特殊现象，而是近代中国一种带有时代意义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城市化的文化改造过程——从农村到城市，通过接受西方的思想脱离传统的农村社会。

⑴但是与其他留学国外的学生不同，费孝通内心中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就完全排斥中国的文化。

在很多留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因而不愿意回国，或者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加了解就否定，甚至不讲中文的时候，费孝通仍然是对中国文化保有一种乡土情结，这似乎也是得益于他所受的新式教育。

正如美国教授阿古什（a.d. arkush）在《费孝通传》里面写的那样：费孝通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感情上并不否定中国文化。

他是在不背弃他小时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情况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获得西方知识的。

他的父亲留学日本意味着，是父亲而不是他的儿子们代表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代，费孝通不像其他人那样，与旧脑筋的父辈们在感情上格格不入。

他不属于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代，但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反封建思想。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更是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

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

⑵从后来的研究者们对《乡土中国》的评价来看，费孝通的观点是到位的。

有的研究者甚至将他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分析，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对中国人的剖析相类比，认为是相当的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在著作问世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有借鉴价值。

⑶而《乡土中国》也因为其自身的价值，成为了一个概念，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

⑷也正是因为他的代表性，随后出现了各种以乡土中国为标志的研究类书籍，乃至是《新乡土中国》这样的著作。

由此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的情结是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

虽然有人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拒绝这种情结，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情结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集体意识存在，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意识缺失和丢弃从而不复存在，而是将一直通过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

费孝通正是看到了或者说是深刻体验到了这种情结的力量，从而在社会学层面试图进行解析。

这大抵应当是《乡土中国》里个人情感的显露。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在文化领域一直都有这样的难题存在：一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二是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是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以胡适等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学者为代表进而波及至今日的“海龟派”；另一种观点以钱穆等人为代表，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血脉，反对西方文化侵袭。

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力图创造第三条道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整合，如牟宗三先生对中西哲学的整合研究，但是也有一股庞大的势力认为文化冲突无可避免。

⑸对此，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有益尝试，他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一文中这样解释他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⑹《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

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在社会上里言行事的无形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本质也就是这种建立在相对固定的社群基础之上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结构，无处不体现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力量。

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者认为《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实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浸润儒家文化最深厚的部分。

拿“差序格局”来说，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一捆捆的柴，而是象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圆心，而波纹波及的范围也会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

⑺熟读或者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看出，这里费孝通所借用的正是儒家“推己及人”的观点。

而儒家哲学之所以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成为主流，与中国乡土社会本质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应当是起了相互推动的作用。

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差序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圆心，那么结果就是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而一切价值和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

而儒家文化很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结构，并且提出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行为和道德的准则。

“克己复礼”，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范式。

而反过来说，儒家文化对差序格局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与社会的契合，来约束人们不敢轻易的逾越和凌驾此种社会格局。

正是由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几千年未可动摇并日益巩固，而墨家的衰落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系。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

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⑻《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

⑾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

这对于费孝通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因为此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
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是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

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

⑿费孝通先生一生继承并发扬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相比也许称不上研究体系的创新，和《乡土重建》相比也许称不上评价颇多，但是应当说它的普及意义远远大于他的任何一本著作。

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抑或是乡下人，从《乡土中国》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学，了解社会学，他们也许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知之甚少，但是仍然能丛书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对整个社会有和以前不同的想法，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

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

在此之后社会学的繁荣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的发展，多少与《乡土中国》的普及宣传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学科的推动，不仅仅是需要少数的学术精英，更多的是要建立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提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想必是应当值得重视的地方。

《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作为西方新兴的社会学科分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大体是在19世纪末。

作为地道的舶来品，中国社会学界一般称20世纪40年代（准确说是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

而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的中心人物就是如何是社会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使社会学中国化。

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以孙本文为首的系统社会学研究，一就是吴文藻、费孝通为旗帜的强调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

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大院校、研究机构云集到了西南边陲，使原本文化并不发达的西南成为了学术重镇。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学者们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因而社区研究在40年代成为了学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