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桃褪去青皮之后

核桃褪去青皮之后

霍俊明：许红军你好！近些年包括楚雄在内，云南“出产”了很多优秀的青年诗人。你是80后，是在2015年才开始写诗的。从写作年龄上来说你是一个诗歌初习者。按照你的年龄，在这个年纪写诗已经不太年轻了。那么是什么动因使得你开始诗歌这一文体的写作？在此之前你的生活和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

关系？

许红军：谢谢霍老师！1994年，我磕磕绊绊读了第一本课外书：《窦尔敦外传》，作者不记得了，那时候少年容易感动，觉得读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后便慢慢认识了西门吹雪、小鱼儿、郭靖和黄蓉。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因为90年代的乡下，找本课外书实在太困难。我二叔识得几个字，也跟我说起精彩纷呈的古龙武侠故事，这让我有了去他卧房偷读书的机会。一直到大学，才真正有时间和条件读到自己想读的书。大学前三年，我的时间很有规律，除了上课吃饭读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时间去和暗恋的女孩说说话。其间大多时候读的是散文和小说，认识了贾平凹、王蒙、路遥、张贤亮、从维熙、梁晓声等等，后期看得最多的恐怕当属池莉和金庸，我对池莉敏锐细腻的内心和笔触有些痴迷，到现在依然如此，她的作品几乎读完了。得益于此，不知不觉培养了经常读书的习惯，闲时，自己也会写一些，但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浮躁小文，大学时光，情感和生活体验太

少，对生命本意的独特和高贵认识还处于发展阶段，作品生存空间很小，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展示平台。

霍俊明：每个人的写作都离不开阅读。尽管我们并不是一代人，但是你所提到的阅读经历我深有体会。在1990年代找一本书来阅读尤其是在乡村是非常难的，那时集市和朋友间传播的就是盗版的武侠小说。也是在1994年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才在图书馆里接触到了更多的文本。乡村阅读，让我想到我所在的华北一个村庄，几乎没有任何书可以读。我的启蒙读物一个是三舅的保存在一个铁盒子里的连环画，另一个就是压在家里大座钟下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泽东选集。你现在是在小学当老师对吧！既然读了那么多诗歌之外的文本，也说说你对它们的认识吧！

许红军：2006年，我到乡下做了人民教师，不忘文学之初心，有时候，会掉进一些优美文字的漩涡里，或者说是一种对孤独依赖。源于对文字的敏感，工作期间，也写些感悟小文，供己观赏，难免俗于潮流，但后来遗失了。因工作性质约束，加之对文坛或者说对文学潮流的疏远，写便慢慢搁浅了很长时间，只剩下读。一直到2015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了查姆诗会，认识了李长平、苏轼冰、董树平等几位本土诗人作家，才又逐渐找回了一些创作激情。

我更钟情于散文和小说，我觉得优秀散文类似于听别人说心里话，小说则是一个立体的生活画面，故事性极强。诗歌像安魂曲，讲究形义立体，有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意味。

霍俊明：你阅读了很多的小说和散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诗歌，或者说最终被诗歌选定。那么，最初的读诗、写诗，发表诗歌有什么感受？

许红军：2015年第五期《哀牢山文艺》刊发了我的两首小诗，虽然只是县内刊物，发行量很小，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同时，在董树平老师和县文联的支持和鼓励下，相继在第六期和2016年第一期发诗二十多首。这给我一个信念：我也能进行诗歌创作！怀着对诗歌的敬畏之心，我努力读诗，读大家名家，闲暇时就自己揣摩，友人的督促帮助，渐渐地也有了一些套路。我所写的第一首诗是《核桃蜕皮记》。在乡下，核桃交易需要把绿皮壳去掉，家里核桃多，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天天来做，据说她有四个儿子却不管她吃饱。到别家里干活早晚两顿都给她饱撑，有天有人逗她说吃一顿饭要给五块钱，她便再也不在我家里吃饭了。初时写完后，觉得还满意，友人也赞同，于是诗歌创作就开始了。创作的过程需要文字和生活的积累，不去刻意模仿哪个名家大家，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走进别人的影子里，我喜欢好诗里面她独到的纹理和智慧的语言，阅读是一种特殊享受，好诗尤是如此。

霍俊明：每个人都会有阅读期和模仿学习阶段，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不要刻意去模仿任何人，要在诗歌中完成自己。当然，这对于你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要经受各种考验，比如生活自身的，比如诗歌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等等。那么，既然写诗，就谈谈你对

诗歌文体自身的认识吧！

许红军：写诗是自己给自己生产的气候，跟个人的性格喜好有关，我不知道好诗的标准是什么，那些能够让我在阅读上产生美感的诗，我都认为是好诗。诗歌是高于生活的。在我的认识里，她更接近于灵魂，介乎于平淡生活和更高生命体验之间的一种存在。

在我看来，现代诗歌是相对开放但又绝对集中的一种文体，没有固定的格式（古体诗除外），创作方式相对自由，我没有研究过诗歌理论，讲不出框套，所以只能泛泛而谈。

霍俊明：是的，一首诗必须首先感到写诗人自己，反之，如何能够由己及人呢？现代诗歌的写作难度越来越大。这在于当下的阅读渠道和发

表平台已经相当便利，而且在历时性的角度看无论是在写作技巧还是从诗歌内质来说都已经有很多伟大的诗歌文本摆放在

那里。写作的残酷性恰恰在于“诗人”是“发现”“创设”的同义语，但是“发现”“创设”太艰难了，因为“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被写过了”。更多的时候诗人只是在“重述”“复述”“转述”，无论是写作任何一种题材和所涉及到的情感、经验都能在历时性的诗歌谱系那里找到对应与精神共振。在这一点上而言诗人并不是去“发明”一个世界，最多是重新“发现”一个世界。这样，如何表现、如何表述就成为了诗人的本职工作。写作的残酷性还在于“死亡”“孤独”“未知”“偶然”“变故”“虚无

谵妄”“无能为力的事物”“无物之阵”对诗人经验和想象力的挑战。诗歌必然对难以把握甚至永生遥不可及事物进行有效的探询――尽管最终并没有答案，诗人要遭逢那些“衰败”“凋零”“残缺”的严寒时刻。那么，说说诗歌与你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吧！

许红军：我想，我能够写出诗来，也许是因为现实太过感动，或者是太过残忍。然而，写作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纯粹喜爱。于我而言，诗歌是灵魂的结晶，她应该纯粹圣洁，有感染力。我喜欢安静的生活，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阅读，像流淌在身体里的另一种神秘力量。跟很多人说的一样，诗创作的源动力还是阅读和思考，偶尔有灵光乍现时，就随手记录下来，在安静的氛围里用其他语句勾勒，好比繁花配上绿叶一般。然后读别人的诗，相互对比。世界高速前进，世事逐年清冷，我有些像哆嗦的人，被风雪推到队伍的末尾。我喜欢山水鸟语，喜欢花朵静开，无心与外人争胜。因此，阅读和写作已经是生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夸张地说，甚至是一种信仰。有时候喜欢对细腻的人事仔细研究，我想，这可能是我能写诗的一部分因素吧。

霍俊明：写作到现在，有困惑吗？我注意到你的诗歌多为短诗，实际上短诗的写作难度同样巨大，也就是说如何在短小的形制中生成有效的精神空间。现代诗歌所透露出来的经验和涉及到的空间远比古代诗歌更为复杂。但是新诗的问题

一百年来很多仍然未能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