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解读讲解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解读张季平，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内蒙古医学院，讲师；李笑春，男，四川威远县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面对日益对立与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严重凸显的生态危机，众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这一危机的根源。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思潮，目的是想在西方科技发展迅速、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解决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其中英国牛津布鲁斯大学地理系教授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就是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著作有《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前者反映了他早期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认识，后者则集中体现了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一、佩珀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剖析戴维·佩珀(David pepper)1984年在《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分析了环境主义的起源，开始质疑两个基础点：一是“科学”的客观性；二是“环境教育”的有效性。

正因为对这两个观点或理论的质疑，或者说寻求一种更合理的答案，佩珀认为这将“导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1](117)来看待环境问题，重新思考它的产生和解决。

佩珀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措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

佩珀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性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133)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佩珀反对西方生态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理想化，因为生态主义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环境观念来解决生态危机，佩珀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社会意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在资本家眼中利润的最大化是一切的基础，而自然、工人等等都是促使这个基础形成的前提条件，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平均利润在呈下降趋势，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只会更加对外进行掠夺而不会去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这只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3](32)最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的生产异化、消费异化、生活异化。

人们夸张的生活需要致使自然界的负担加重，污染变得更加严重。

佩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分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从普遍的人性观点出发来寻找生态问题的原因的，只要改善了人们思想中的生态观念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是非历史的和唯心主义的。

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

[4](43)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

在佩珀看来，社会公正不仅包括物质财富分配上的公正，也包括人们应对环境恶化能力方面的公正。

目前这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同时一个商品产量较高、人类需要满足较低和充斥着享乐主义的社会在继续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无权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和国家被边缘化，成了牺牲的首选对象。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全球高峰会议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眼前的经济利益，拒绝为保护环境做出重大牺牲，而是认为世界的人口增长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社会公正成为所有人考虑解决生态问题的核心因素，佩珀在论述社会公正缺失情况下提出了“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两个名词。

成本外在化就是要使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资源保护、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要转嫁给社会，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生态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矛盾，于是就通过把高污染、高消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在这些国家，来转移和缓解国内生态矛盾，这使得社会不公正扩展到全球。

这些情况让佩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公正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

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是与臭氧层耗尽、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全球难题作斗争的前提条件”[2](2)。

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5]二、佩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佩珀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为此，佩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

佩珀坚信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由传统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作为基础，以人类的需要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

它包含着“支配”自然的思想。

佩珀的“支配”自然的思想曾受到很多人的抨击，但佩珀认为他的“支配”理念并不等同于“统治”，而是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其中隐含着管理的关系而不是破坏的关系，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也就是说，佩珀一方面坚持自然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却强调人们对待自然不能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自然对于人类还包括道德、精神和审美的价值，坚持反对技术中心论对待自然剥削和非道德的态度，进而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工具利用关系，“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部分定义是，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2](356)，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在绿色议题上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公正的关爱环境的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2](2)。

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分离和优越于后者的关系，像当代资本主义所假定的，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像生态中心主义所相信的，相反，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辨证联系的，以至于一方是另一方的体现，自然是社会的生产，而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6]。

佩珀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所差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基本点有几点：(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2)只重视人类自身的价值，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或只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工具价值；(3)坚持“主客二分”，认为人类处于主体地位，而自然界始终处于客体地位。

佩珀的人类中心和现在理论界所提到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有些相似(也有学者称其为开明的或弱势的人类中心主义)。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诺顿(B·G·Norton)的观点就很好地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

他认为，(1)人类应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进行行为的选择，不能一味地、盲目地开发掠夺大自然；(2)对自然的利用应该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否定了那些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行为，即所谓的感性偏好。

所以，在诺顿看来，只有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合理的。

[7](49)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理性增长的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生态社会主义学者都支持“零增长”的经济模式，当时穆勒提出的“稳态经济”主张对佩珀启发很大。

稳态经济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一种经济主张。

这种主张是针对“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问题而提出的，强调二者的关系要稳定化、发展要稳定化，在意图上提醒人们不要盲目追求生产以免增加生态环境的压力。

穆勒建议，人类在生产上要由原来追求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自动放慢工业增长步伐，“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能促进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确定”[8](493)。

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为了单纯的保护环境而使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如果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工人和资本家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抵制环境保护，所以只有增长是理性和人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到减缓甚至遏制。

对此，同时期的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也曾做过论述，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人们回到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和自然状态中，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就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是要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中去体验创造的欢欣和幸福，并提供多种更富吸引力的满足方式。

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是“以人为本”，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多种实现人的满足和全面发展的形式，发展是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而有计划的行为，自然限制构成了人类改造力量的边界，这与资本主义的单纯追求利益的经济增长有本质区别，与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生态主义的“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也是有区别的。

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佩珀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计划理论，但是认为单纯的计划理论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

他主张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混合型经济，这样可以吸收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系的优点，既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会因为人们对利益的渴望而导致市场的盲目扩张，进而导致资源和自然的过度破坏。

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工业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生产的克服和超越，它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得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现实性的关系等。

”[2](337)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设性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