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经看中美关系

美国像军阀,中国似君子

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有三大兵书，它们分别是中国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德国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以及日本宫本武藏所著《五轮书》，曾有位瑞典军事学家提出，中国的《孙子兵法》比西方人的战争理论高出一个档次，它超越了战略层面，而更强调谋略。当人类苦心思索如何在战场上制敌于死地的时候，2000多年前的孙武子，已经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据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被软禁的时候，偶然获得第一版法语《孙子兵法》，他仔细阅读之后，发出一句感慨：“如果早些看到这本书，就不会有滑铁卢的失败！”

如今，《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几乎所有国家的军事部门都一定会研究这部著作。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孙子兵法》更是被当做必修科目，可见其对古老中国智慧的重视程度。只是，《孙子兵法》是中国式文化的产物，从技术层面讲，它是一本军事著作，但从广义的角度看，不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无法真正明白《孙子兵法》的实质。

老子在《道德经》中描绘了一种特殊的“事物”，他也不知这为何物，为何状，为何色，为何味，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句话应是，《道德经》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正是中国式思想的集中体现。“道”是什么？老子不知，生活在地球这个三维空间的人亦不知。道是宇宙的源头，而宇宙则是远远超越三维空间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描绘出这“天下母”的真实模样。老子将“道”这个抽象的名词放在那里，既说明了问题，又似乎没有说明问题。这“道”究竟什么模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老子自己也

曾提出“无为”的观点，但以今日眼光反观之，其实老子本人是将宇宙多维空间中的“无”，当成了三维空间的“无”，这是时代生产力造成的局限，但毕竟也是一种对探索宇宙而做出的努力。

《道德经》是中国文化成熟初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其中对宇宙的抽象思考方式也反过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性。既然是抽象的，那么凡是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主张和观点，我们全都接受。儒家对入世的倡导、墨家对兼爱的追求、法家对规则的重视……这些在初期自说自话的流派在这种抽象的思维作用下，竟然逐步走向融合。有时看上去对立的两家，却能同时为帝王将相服务。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汉武帝时主张“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但汉武帝东征西讨的所作所为，却与儒家的“王道”思想背道而驰，后来的汉宣帝还教育他儿子说，自古就是“王霸杂行”，没有什么“独尊儒术”的道理。可见独尊一家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真正作用于人民心中的，其实早就不分彼此了。只要符合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追求，就无所谓什么样的外衣。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出现儒释道同行的局面，应该说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既然是抽象思维，在具体操作某件事情时，就格外需要借助具象的理论。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包容性强的特点。事实上，所有文化形式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经过一番辩论和相互驳斥，最终都会融为一体。有形的思维体系在无形的思想精神面前，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斗争。这一点在西方世界却截然不同。在他们的文化源头上，总是会首先确定一个特定的形象。希腊的多神宗教看似多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多样”，除已经承认的神外，他们难以再信仰其他的神，比如当耶稣的形象在罗马现身时，一场杀戮开始了。而被残害的基督教呢？《圣经》开篇创世纪描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

面上。”从本质上来看，“神”是一切大善的集合，但这种集合却在《圣经》中被反复以具体形象提及，也就成为了一种具象的存在。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否向善，只有你信奉了上帝这个具体形象，才能被认作是向善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也许对话双方本是两位善人，但因彼此所信奉的形象不同，而互相杀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纪恩怨不正是这样形成的吗？只有在宗教意识形态被科学冲破，退居二线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但就唯物社会观而言，西方人对“民主形式”的一口咬定，其实也并没有逃脱这种具象思维的本质。

而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西方世界里头破血流的基督教，竟然被中国的皇帝李世民主动请了进来。讽刺的是，后来基督教在欧洲站稳脚跟的时候，立即展开了一场消灭“异教徒”的血腥运动，并绵延数百年，史称“中世纪”，但在中国，基督教却表现出它全部的高贵，并与道家融合。有人说这批基督教徒后来消失了，我倒认为，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静静地流淌在中国文化的每一滴血液中。

如此不难看出，西方人眼中的“敌人”，在很多时候，中国人都不认为是敌人。这是中国文化最可贵的精神本质，也是中国能够在领先世界千余年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极端期，由于历朝历代的辉煌，人们难免会产生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已有的模式本身就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而忽略了对这种模式产生的原因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人们只记得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却忽视了老祖宗是怎样创造的。这种心理在明清两代逐步爆发出来，于是，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中国人，在这时却变得傲慢自大、固步自封。看上去他们还可以吃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其实，从那一刻起，他们已经丢弃了这财富的核心，衰落实属必然。

“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美国人的思想里，就是围堵、遏制，以及后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总体上来看，无非就是将荷枪实弹的部队摆在你家门口，威胁你、恐吓你，究其本质，也不过是一种战略层面的对抗，这种做派只是“还没战”，而非“不战”。当美国人的把戏碰上实力相当的普京，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丝毫没有在意西方世界的威胁，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主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克里米亚“入俄”后，他们的大使馆官网还颇为蔑视地留言说：“等着你们来制裁。”普京的做法足够聪明，但实际上也是以实力对抗实力，以恐吓反制恐吓，以荷枪实弹对抗荷枪实弹。

有人说中国政府在军事上一直以来都显得绵软无力，但在我看来，绵软无力似乎自有其道理，有时候反倒是最佳选项。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是政治上的入侵，却并不是文化上的入侵。从民族认同感上看，克里米亚人反倒对俄罗斯更有归属感，而由于文化的一致性，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本身，也持有同样的认同，加上乌克兰如今政治的乌烟瘴气和经济的崩盘，才使得普京能够兵不血刃，获得阶段性的成功。这种“入侵”，本就概念模糊。但不可否认，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入侵（武力征服与文化打压），都会为自己带来惨痛的后果。当一个文化体以武力方式侵略另一个文化体，实际上就是在用一种地缘思想去强行要求另一种地缘思想发生改变。在绝对实力的冲击下，弱小的对手可能会被灭族，但倘若被入侵者并未遭到灭顶之灾，仇恨之火就势必会点燃。入侵者先进的理念和科技往往在不经意间流向对手，一个被唤醒的、充满仇恨、团结一致的民族，势必发奋图强，努力进步，直到最终反扑敌人、争取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