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社会的二元化机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

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237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

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如既往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政策;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波澜壮阔,成果丰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改革开放的潮流势不可当,成就非凡。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关键性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本文拟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情况展开详细论述。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1、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1.1.1在经济增长方面,破天荒地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 1979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年-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7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了60%。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10.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9年实现了年均增速9.8%。所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1.1.2在就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改革以来,我国在就业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就业总量几乎成倍增长;从总的趋势看,不仅控制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而且在2003年-2007年连续5年实现了失业率的下降;实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1.1.3在国际收支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 改革以来,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由1982年的62.9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470.25亿美元;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24年增长了38.3倍,年均增长16.5%。 另外,在物价方面,实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低度通胀(多数年份)或中度通胀(少数年份)。 1.2、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1.2.1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来源。 1978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二者分别增长了6.4和6.2倍。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增长10.3%。 1.2.2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1978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长到184元。但2006年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6111元。1978年-200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2.5亿下降到1479万人。 1.2.3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的提高,是居民物质生活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要求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价值追求和协调利益关系;任务是做好具体工作和解决思想问题;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内力的推动及社会和文化向前发展。 标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际要求;方向;任务;动力 在政改的进行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形势对改革的内容做出调整,方向、任务和动力是政改的根本要求,也是实际发展中必须要坚持的要求。在调整的同时,主要的内涵是不变的,下文将从方向、任务和动力三个方面概括出政改的要求。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1、统一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党已经逐渐清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核心价值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增长的“繁荣”,促进“正义”的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是面对国际合作和国内需求提出的符合人类社会长久健康发展的概念,政府解决经济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政改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起点和终点,促使政治发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人心、汇集力量,保证改革不偏离政治的目标和人民的期望。 2、协调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伴随着利益冲突、利益分化。一是利益格局的多元,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调整利益关系,它涉及很多的人和事,要小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底线、范围、程度和路径必须是理性的思考,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有序地进行。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做好具体工作 十八大报告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了“两个必须”,“三个更加注重”,反映中国政治改革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些都从党、民主、法治三个层面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三个层面所涉及到内容而制定实施规划,党的建设就要求党的自身、党员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权力等各方面都进行不断地改进和革新。党需要实行民主和

元朝中央制度

元朝中央制度[1]北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极力从军、政、财、司等各方面削弱地方,造就强干弱枝的政治局面以巩固中央集权。明代也是把地方权一分为三,分别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也是通过分地方之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2][3][4]而处于它们之间的元代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省权力相当之大,以至于“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可它依然巩固了元代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元代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百年,而不是按正常思路所想的容易出现国家分裂、军阀割据。为了理清行省制度和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元朝行省制度的渊源 “省”的本意为宫禁,后业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行省制度滥觞于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这个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如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君主常命宰臣出任诸路长官,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设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的、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二、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1、管辖辽阔疆域的需要。据载,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吐蕃(今西藏)、大理(今云南),西北至回鹘(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元史·兵志四》),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元史·地理志》中也写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因此元代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因此,元朝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了行省制度。 2、压制部分贵族的需要。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辽阳、岭北两个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元朝中央也通过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自行派遣官吏的权力,并规定由行省直接向贵族封地的民户征税,再由中央拨给贵族,不允许他们在封地内横征暴敛。这些措施有助于元代统治秩序的稳定。 3、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元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大一统王朝,一直遭到南宋残余势力长期的抵抗,后来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赋役重负而纷纷起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位尊权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罢撤,反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事权、明确责任,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维护元朝的统治。即使大一统局面完全形成之后,行省在稳定地方统治方面的特殊价值,也没有消失。这就为行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质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为地方最高官府。 三、元朝实行行省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才开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的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地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5][6]才可以掌握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和色目贵族担任,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份、文化背景迥然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论文完整版

西南财经大学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方向选择 小组成员: 刘畅 213020204114 王月213020204063 邹琳213020204112 赵宁洋213020204118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有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由政治体制滋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从未消退甚至,这种声音越来越多。可见,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一)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其问题归纳如下: 第一,权利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利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协商难免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政府在与市场企业利益关系中过多运用权力,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问题。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指出“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对一把手权利的制约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第三,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我国是官员最多的国家之一,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长,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并增加了行政成本。 (二)现行政治体制弊端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 1、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方式转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仅仅是从外部间接影响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而是作为构成经济基础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所有者,从内部对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举措如,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调整,及时一种经济现象有是一种政治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经济运行上打破条块分割,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实行政企分开,放权市场,就必然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这能依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正常有效的运行的外在条件是指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独立有效运行而不依赖于其相对的计划指令,即国家权利的运用,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论述的。公共选择理论中集权利与团理论创始人满色奥尔森,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作用,在他的书“权利与繁荣”中他总结了政府在促进市场繁荣是所需要的两个条件,即“清晰的个人权利界定”,并且他认为“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而是社会的—而且通常是政府的—规划设计的产物”。这就强调了这附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个主张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意味着要规制政府权力,使其发挥更好促发展的作用。主张政府权力的恰当配置与规制对经济繁荣的用意,正好也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2、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法制、腐败问题 在政党权利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协商难免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政府在与市场企业利益关系中过多运用权力,制约市场经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摘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和强有力的领导,追求正确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以适应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来作为指导,不能盲目的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放眼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政治议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不能过分借鉴甚至照搬照抄他国方法经验。真正的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添砖添瓦。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利益法治公平 正文: 一、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具体指与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也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社会政治发展史上有两种革命,一种是解决基本制度问题的革命;一种是解决具体体制问题的革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属于后者。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以便调整政治关系,优化政治制度,巩固政治统治。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是层次不同的两

个概念。政治体制改革对自身来说,是一场革命对政治制度来说,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要改革 首先,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的。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发展的,这要求上层建筑要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要求政治主体自觉进行调整和改革,体现和发挥政治主体本身所规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 第二,现在中国社会中所表现的因政治体制弊端和不够完善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求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现有设置、职能、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政企不分,职能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民主法制,焕发政治活力;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第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由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关系决定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政治为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应该通过社会的

浅析政府绩效审计风险及其控制与防范

姓名:邹伟 学号:1436021005 浅析政府绩效审计风险及其控制与防范 0前言 0.1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政府绩效审计是指政府相关职能发展至某历史阶段而形成的相对产物,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政府的职能也必定发生相关的变化,在审计工作中剧增的公共开支也必须考虑到想适应的审计政策和审计方法与其相适应。 审计风险问题是政府绩效审计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政府绩效审计的特殊性质包括他的保密性和涉及范围广泛性,导致这类问题审计的标准难以定义或者比较模糊,政府绩效审计的可靠性一致性的保证对于审计人员来说十分的艰难。在政府绩效审计中,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包含的风险非常巨大,因此给国家审计人员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却远远落后于国际潮流,在我国长期的单一制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一直相对落后,这也反过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成长。在新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政府的审计报告,政府信息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要想在这个信息公开的时代得到公众的认可,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审计人员及时的转变态度,用一种更为积极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挑战,政府绩效审计的改革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通过浅析政府绩效审计的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成因,由此制定相应的控制与防范措施,希望能够有利于我国政府绩效的研究,加强审计的责任感。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0.2.1 国内研究现状 有关绩效审计的研究历史并不算很长,其中有关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内容也不算很全面。尽管世界范围内有不少有关绩效审计的研究文献,但是至今

为止绩效审计延伸的领域不管是实践操作范围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还比较有限,对于绩效审计风险的研究也未开展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导致了我国“绩效审计风险”研究的相对缺乏。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对事物的认知都要从一个广泛认知,再到具体深入研究,再到总体概况的研究,如今,对于绩效审计风险的研究,虽然还只是一个广泛认知的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学者们对于其还是有许多文献成果的。 刘骏(2011)在政府绩效审计风险的产生原因主的分析中表明,其原因主要为:①审计相关制度的相对匮乏,没有可供遵循绩效准则,风险责任对象难以确定;②缺乏绩效审计指标体系;③在当前允许条件下,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技术;④审计证据缺乏力度;⑤审计人员的素质具有局限性;⑥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的内容更加广大,随之而来的风险也随着增大;⑦审计对象效益的滞后性。根据政府绩效审计风险的成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措施,包括:①优化审计部门设置及其人员结构安排,提高审计人员整体素质;②加强审计法规制度的建设,对于政府绩效审计措施的具体化;③运用合理的审计办法,建立沟通渠道,加强合理沟通;④完善指标体系,同时成立专家研究机制。 郝兰玉(2014)在我国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思考中对对绩效审计中的第三方即政府绩效审计的信息质量及风险控制进行了研究,她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第三方信息进行研究。同时加上利益相关性原则,对第三方信息进行了科学分类和风险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研究国外对第三放信息质量的研究,总结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经验,提出了在适合我国总体原则和具体措施。 0.2.2 国外研究现状 绩效审计的概念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美国是最早引入绩效审计概念的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制定了“黄皮书”的审计准则,对绩效审计的实施和报告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样,绩效审计的概念才较为广泛的认知,才在规范化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美国在绩效审计方面的表示,对于绩效审计的介绍主要为:绩效审计时政府为了客观的,系统的检查一系列经济活动,为了对政府单位,项目活动的成绩进行独立的评价,以便对后期经济活动和相关的决策单位提供相关的决策信息。绩效审计包括经济,效率和项目审计。 与美国不同,英国在政府绩效审计方面的起步研究起步较晚。从198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家统计局连日来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表明,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 1、我国GDP从世界第十升至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 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十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1979年至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年至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超过20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一年又增加3.76万亿元。 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 2、我国跃居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其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战略上和策略上其实是互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强调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民生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实际的实惠;基层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执政党依法执政和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中国式的政党制度;吧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把选举投票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等。 实践证明,中国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像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概括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内涵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保障和实现人民 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 坚持改革,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始终保持活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不断发展;第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 与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在增强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了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第三,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制定和修改选举法,使选举工作逐步规范,选举的民主程度和效率显著提 高;第四,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通过改革,以人为本的政府服务理念贯彻于各种服务和方便民众的实践 形式,集中统一的行政事务处理系统、信息公开,在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同时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完善,为改革发展稳定 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第五,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

浅谈政府绩效审计的中国模式

浅谈政府绩效审计的中国模式 何滨(江苏省扬州市审计局) 2009年03月17日 <摘要>我国在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工作上已取得一定的成绩,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有其独特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本文通过回顾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状况,着重分析在我国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完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模式,并提出八点对策,以更好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服务。 <关键词> 政府绩效审计制约因素模式 一、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发展 (一)绩效审计的定义 世界审计组织的审计准则将绩效审计定义为对被审计单位在履行职责时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审计。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又称3E审计,是经济审计、效率审计和效果审计的合称。 (二)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政府绩效审计对我国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绩效审计这个概念随着审计署的诞生被引进我国,前后发展不过二十余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强,人民不仅要求一切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而且要求必须经济有效的用之于民,否则政府仍要负责,同时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国家公共支出成倍增加,公营部门大批涌现,促使人们要求提高公营部门支出的效益和明确支出的经济责任,所以,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异常迅速,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已经取得了以下成就:在专项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计方面逐步注入了绩效审计的内容,在外资投资领域,明确提出其审计目标是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同时积极推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二、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因素 (一)传统观念的制约 我国的审计事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建设的,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绩效审计是近些年才被逐渐被人们提起的一个新兴的概念,这种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才会产生经济效益,而政府等非盈利性组织则没有效益可言,因而也就没必要进行绩效审计的传统观念深深制约着我国绩效审计的发展。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政府职能部门等行政事业机构,经济建设就无人来协调,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以高效、健康地发展。事实上,政府职能部门等行政事业机构的活动就体现了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

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化

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 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35年,是经济结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不断调整的35年,也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35年。“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根本动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既是改革的起点,也是发展的起点。农村经济改革持续几年后,国家推动城市经济改革,进而深化国企改革,带动相关改革比如价格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的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以开放促进改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指出,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速融入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放对加快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改革开放35年来,生产力和市场活力得到极大释放,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商品和服务供给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在一、二产业大发展的同时,改革开放也推动了第三产业迅速成长,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如果要买生活用品,小区里就有便利店,走几分钟还可以去沃尔玛,逛商场可以去崇光百货,懒得出门在网上买也行,哪像以前,只能去王府井百货买。”家住北京市宣武门地区的付老伯说。 老百姓购物方式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零售业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网点少,货品单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商品流通产业发生巨大变化,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四通八达的商品流通网络。 今天,我国已成为货物出口额世界第一、进口额世界第二的贸易大国;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这是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35年,是我国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的35年,也是我国抓住全球化机遇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35年。 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来自墨西哥的客商阿莱克斯正与相熟的老板用中文寒

元代的重要制度

四、元代的重要制度 (甲)中央政制: (一)由来: (1)两府: 一、北宋立国,以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文武对峙,号称「两府」。到南 宋孝宗时,更裁三省长官,以左右丞相代之,三省权力由是尽并於中书。 二、蒙古虽起自漠北,对汉制无所可否,但入主中原後,欲在某程度上以汉制 治汉地。因此在立制上,多人以汉臣意见为依归。汉族士大夫多视宋为文 化正统,故建议元仿宋制,而不效金夏之制。 三、蒙古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立中书省。及忽必烈称帝,建国曰元, 又依宋两府之制,立枢密院主军。 (2)尚书省: 一、元起自北方,其制不少仿自北方的金。金朝亦行三省合一之制,以尚 书省为宰相机关,直辖六部。元代由中书省直统六部之制,大体源於此, 只是易尚书为中书。 二、故在不少大臣心中,仍以中书省不过主出令,以之为唯一宰相机关实 为不当。因此自世祖至武宗之世,尚书省三立三废。可见,元制亦有源於 金制部分。 (3)宣政院: 一、蒙古起於漠北,元制亦有不少因应游牧民族的习尚而建,为中原政制所 无。蒙古崇尚喇嘛教,延八思巴为国师,对宗教极为重视。 二、又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对帝国内不同种族间问题亦极重视。故在灭宋 前,即设宣政院主宗教及民族事务,不受中书省管辖。 (二)特色: (1)三省权力合而为一: 一、元以中书省为唯一宰相机关,直辖六部,裁尚书、门下二省。其後,更规 定「自今除枢密院、御史台、其余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书奏请政 务者,以违制论。」元代虽尚书省曾三立三废,但存在时间仅有八年。 二、宰相职衔迭有变化,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定制为八府宰相,依 次为右左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右左丞(正二品)、 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但可依情况虚置某些职位。 三、元代六部每部有尚书三员,正三品,均直接听命於中书省。元人尚右,故 右丞相为中书省的首席。元代经常以其中一员丞相总理省务,或虚置一丞 相位,或令其中一人主省政,故相权较宋代更集中。 四、元以枢密院主军事及宿卫,以知院(从一品)六人主之。枢密院法定地位 比中书省低,移文中书时用「呈」字。又八府宰中例有二、三人兼知院, 使宰相可过问军事。可见,元代军政大权大体集於中书,其法定权力比宋

新起点上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5年第3期 新起点上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李海青赵玉洁 摘要立足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回顾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从过分理想化的党政分开思路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党政关系模式,从更为注重经济民主到日益重视和发展多样化的政治民主,从强调更具工具色彩的法制到强调更具超越性与权威性的法治。结合改革形势,认真分析中央相关决策,对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可做如下研判:改革要秉持现实问题推动的原则,更为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愈益关注执政党自身机构与制度的改革,以选择性集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性手段。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关系法治选择性集权 作者李海青,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赵玉洁,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北京100029)。 自1978年改革大幕开启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走过30余年的不平凡历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回顾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把握演进逻辑,并依据改革现实与中央顶层设计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向进行分析与研判。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已有多种观点,有的划分还颇为细致,但总体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划分的原则与依据不清晰,随意性较强;过于侧重改革措施的列举,关于各阶段改革特点的分析不够深入;过于强调某些阶段之间的区别,对于各个阶段之间变与不变的复杂关系认识简单化。实际上,看似简单的对改革阶段的划分,需要对各阶段改革的条件、任务以及阶段演进的多重原因进行细致分析。基于改革具体条件、具体内容与具体要求在不同阶段上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将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1978年三中全会至1986年是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与初步启动时期。建国之后陆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特别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舆论先声。同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初步分析了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改革目标。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收了这次讲话的精神,正式以党的会议公报的形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80年8月18日,在现实改革与进一步思考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其产生根源,再一次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与 — 89 —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 [论文摘要]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政 府政务公开的趋势下,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文章分析了政府绩效审计的涵义、和现存问题,提出改善客观环境,完善法律法规,改革审计体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策,以期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 [论文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是现代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体现我国审计与国际审计的接轨,也体现我国审计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政府绩效审计的涵义 政府绩效审计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70年代。不同国家对绩效审计的称谓不尽相同,在英国,是指“货币价值审计”;在加拿大,是指“综合审计”;在澳大利亚,是指“效率审计”;在瑞典,是指“效益审计”。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

1986 年第12届国际会议上,建议以“绩效审计”统一名称。 国家审计署副署长刘家义根据我国的 国情把政府绩效审计表述为:“绩效审计,是独立的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和人们认知的共同标準,对政府履行公共责任,配置、管理、利用经济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学性进行的审查、考量、分析和评价,其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高效、持续地发展”。 二、我国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助于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教育和引导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克服形式主义和浮 夸虚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助于提高政府执 行力和公信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有利于充分听取群众对政府工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公管院 09 行政管理 03090223 陈明 新中国建国已逾60年,值此祖国花甲有余之际,我仅以一学生的角度浅析一下祖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进程并就“党政分开”这一政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望老师批评和指正! 1、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侧重点回眸 (1)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该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亦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销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运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先发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平党政分开哦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表明雪球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待会儿再详细阐述。 (二)关于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

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特征? 答:1、政治改革基于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利益矛盾 2、政治改革是对于政治权利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调整。 3、政治改革由政治权利主体发起和领导。 4、政治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 5、政治改革是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6、政治改革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保持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我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

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联系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注意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以下五点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次大部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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