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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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

在此之前，传统史学还从未将求真与致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故而史学史的专家们把这一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这场讨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较多的强调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忽视了它的实然一面。

其实，学理上的应然总强不过事理上的实然。

所以，历史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一些特殊现象，仍需我们充分注意。

有关史学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笔者不再累赘，本文着重就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些特殊性做点分析，[1]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致用优先，还是求真第一学问研究，是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原不是个问题。

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求真与致用总能保持一种天然的一致性。

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求真与致用的不冲突、不背离。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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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效用；反之，为了达到真效用，需要研究真命题、追求真知识。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人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错用误用，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

所以，在自然科学界，既可以说求真第一，也可以说致用优先，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历史领域的情况有些复杂。

从学理上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求真，这是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不管是史学史上的那家那派，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运用，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求真与致用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此时，史学家们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而且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把求真视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因为有碍致用而放弃求真，这是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和做法）。

顾先生因论证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全系后人代代垒造而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被人以非圣无法为由提起弹劾，甚至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一体的要求解散了，有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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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象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3]他又说，我们应当用正确方法来谋民族团结，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

倘使藉欺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 [4] 另一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持这样的看法。

与顾先生有相似遭遇，吕先生因《白话本国史》中对岳飞、秦桧的评说，被指为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而惹上了司法诉讼，且因此而经常遭人诋毁。

但他始终认为：

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5] 他又说：

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

[6]史学研究当以求真为首要，我们不能因为有碍于用而禁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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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更不能因为有用而默认历史的偏见。

不过，史学家陈垣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

陈先生曾说：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

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春秋》之法：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

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

[7] 他还认为：

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

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

[8]也就是说，因求真而不获致用，或者反而有害于致用，历史学者就不该固执地一味求真，此时不载不失为真也。

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回避真相，陈寅恪先生是不赞成的。

1936年，陈先生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时说：

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

余以为这是不必要的。

---------------------------------------------------------------最新资料推荐------------------------------------------------------ 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

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

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

[9] 以上所引，并非是当年顾、吕及两位陈先生间互相驳难的辩论。

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

史学大家的这些言论，在自然科学家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什么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什么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此处所说的避讳不是指历史上的避讳。

汪荣祖先生所说：

避讳只是中国特有的史笔，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不过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

故而今人仍可借助避讳学来解套。

[10]此说固然也。

然陈先生所说的无避讳之必要，实在就是指掩盖真相或回避史实，而不是什么另设暗语，待人解码。

不管怎样，为不妨害致用而放弃求真，这对于自然科学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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