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大意失荆州”辨

关羽“大意失荆州”辨

关羽作为败军之将，后世恒以“大意失荆州”作为历史定谳。“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

首先古人认识并不一致。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 “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

认为关羽在防范孙权方面并无疏忽。“大意失荆州”其实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於南宋理学正统观急於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於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得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 “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

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祗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

从疑者提问的角度看来，诸葛何以没有亲镇荆州，也是当时检讨“荆州之失”责任的普遍疑问之一。苏轼早年论及孔融，尝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之说，元儒承接此说论及孔明，也有“(曹)操之临死，何为而伊嘤涕泣,畏诸葛也。分香卖履，有求为黔首不得之念……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之论，信矣～虽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 的说法，认为《隆中对》没有把荆州作为北伐根据地是一个疏失，而非关羽之过。故元至治《三

国志平话》叙及“失荆州”事，尚无关羽“大意”的说法。后来理学正统观念经由元、明成为儒学共识之后，此说开始占据上风。复缘明代《三国志演义》整理诸儒以宋明理学史观匡正前说，遂使关羽长期背负“大意失荆州”之名。

清代对於关羽尊崇已达於斯极，“乃文乃武，乃圣乃神”，追咎当年“荆州之失”有人又开始归咎诸葛。如乾隆时姚范就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於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道咸时黄恩彤也言“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但是文人私语毕竟抵不过《三国志演义》的公开流行，所以“大意失荆州”之说仍然占据上风。

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撰文认为:关羽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

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以便随时侦察功向，及时报告资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

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祗有180公里，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祗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他还进一步认为，“失荆州”的真正原因在於诸葛亮《隆中对》的判断有误: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画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祗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於《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 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於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陈寿曾言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但在镇守荆州时他是否“骄傲自满”，其实也有异说，不特“拒婚孙吴”一事。如马超归蜀待为上宾，关羽致书责问，诸葛答书一事，李贽就认为这是一出“双簧”:“孟起来降，其心未测，不先有以弹压之，反复未可知也。惟孔明深谅先生之心……得此则孟起野心自化，毋复他虑。” 而顾炎武在议论韩愈当年因不拘礼法，被劾罢职之事时，则以为是维护刘备人主之尊: “至於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

至於关羽防守虽然严密，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吴人得手的原因，还有一重解释。《三国志》尝言关羽与吕蒙都喜读《左氏传》，是因为《左传》集中汇集了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例，与《孙子兵法》这类战争哲学的论著相比，更适合行伍出身的将帅理解。钱钟书说: “《宋史•岳飞

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喜…野战?，宗泽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徵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记孙权自言:…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因劝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早以《左传》及《左氏外传》属…兵书?。”

钱氏且谓《春秋》所言兵事甚多，涉及到许多组合谋略，结盟、毁盟也是外交—军事组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春秋无义战”，但盟友间“不宣而战”，“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的战例，自孙吴“偷袭荆州”之前尚且未有。

“兵法”或者今言“军事学”向来都是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领域，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也是西方战争史未曾遭遇到的战例，以致罗斯福总统是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这样的词语作为开头，向日本宣战的。战后东京法庭审判东条英机辩护律师布列

尼克辩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意图利用东西半球时间差进行诡辩。检察官反驳时特别指出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才送达，而且偷袭得手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对比之下，关羽是在吕蒙托病，陆逊继帅后才开始襄樊北伐，《吴书•陆逊传》载有襄樊大捷时《与关羽书》一通，犹言“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