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摘要：中国传统山水画与禅宗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本文尝试就禅宗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山水画中的反映以及禅宗思想对中
国山水画的发展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山水画禅宗意境
山水画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中反映出的基本美学价值，明显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美学追求。

山水画中的物象取法自然却又极具抽象，给人一种淡远缥缈的感觉，从而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

山水画表现之景是山水之景与人之情感的相交相融，而不单单是物象的自然组叠，它更讲究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的复合，“寄情于景”，由山水的四时变化、风雨晴霾，反映人的情感与心绪的丰富与变化。

由此可见，中国山水画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禅宗思想，惯于将心与物、自然与社会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

本文将就中国山水画与禅宗思想对意境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一、禅宗的起源及其主体思想
禅最初来自于梵语“dhyana”，英译“禅那”，禅是其略称，本是古代印度许多宗教的修行方法。

但是禅宗是中国的产物，在印度没有对应于中国“禅宗”的宗派。

公元六世纪初，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由海路来到中土，转至北魏洛阳，入嵩山少林寺面壁打坐九年，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流派——禅宗。

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以及魏晋玄学相融合的产物。

禅宗吸取了印度大乘佛
教中“万法唯心”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心”，一切都是心生的幻象。

自性本清净，不识是迷，识是悟，悟即解脱。

只要返观自心，以无念为宗旨，便可立地成佛，获得精神上的无上自由。

禅宗对待自然的态度思想与老庄哲学有相似之处，都讲究自然与自身的合体，讲究“天人合一”；都主张从大自然中“了悟”，摆脱世事羁绊，实现心灵的超脱。

禅宗又有南北之分，南禅宗倡导“顿悟”，而北宗讲求“渐修”，即“集劫方成菩萨”。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参禅时心注一境、意守丹田，高度专注能够促使生理和心理潜能的超常发挥，即所谓俗话说“情急智生”。

今天一般所称禅宗，主要指南宗。

禅宗以“自性论”为理论基础，主张不脱离实际而体悟自性，自性即心性，只要悟得自性，就能达到佛境地。

禅宗反对“空”对“空”的修炼方式，讲究既入世又出世的超然人生态度。

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

禅宗的顿悟法门，使得我们只需证悟自心清净，而无需讨教外佛祖、圣人和经典。

一旦悟道，见了自心，便可以挣脱一切外在的束缚，随心所欲，连偶像权威都可以打破，达到所谓“解脱”。

因此，解脱不但是一切宗教，更是禅宗的根本目的，一旦获得解脱则超凡脱俗。

禅宗在方法论上又讲究“无念为宗”，所谓“无念”，即“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

正如《坛经》所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木，无为木。

”大意是指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不受其影响，保持内心的寂静虑无，不产生任何表象。

禅家力求淡泊，以“外止诸
缘，内心无惴”，远离世间功名和纷争，由此才能进入禅镜。

参禅就要安心静思、凝想滞虑，使身心进入自然无为的状态，回归清净的本性，以期寂静之中寻得解脱，获得精神上的高度自由，这就是所谓的“逸”。

二、禅宗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山水画兴于晋宋之际，这与禅宗的起源发展具有时空上的交际。

追求自由、超脱的人格理想是魏晋之际的时尚，自然山水也摆脱先秦时期儒家道德精神的比附，成为魏晋人物品质风貌的象征。

在禅宗思想风靡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中国文人在禅观的启发下，禅意开始进入诗歌、绘画等自然山水之中，反过来，山水画也成为参佛悟道的工具。

顾恺之的“传神论”可以看做是中国的绘画艺术自汉以来发展到“神主形次”新境界的代表作品，可以从中嗅出丝丝气息，说明禅宗已经渗入中国绘画艺术，影响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使得此时的山水画偏离庄子传统而形成一种新的美学品格。

及至中唐，禅宗大盛，王维钻研禅学，始用破墨表现山水，被推崇为“文人画鼻祖”，画风追求幽静、淡薄、空寂、玄远的意境。

他以诗入画，造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禅宗之境”，王维山水画的栈适、村墟、捕鱼、雪景等景物，充满了淡泊高远、超然物外的“物我两忘”境界。

王维借取禅宗不脱离“有”而言“无”的自性论，力求心地静寂，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平衡心态，这种心态反过来也影响了其创作。

王维画中之物，常突破时空的限制，意到
便成，一切出于自性，自然任远。

宋代大家慧洪认为王维的《袁女卧雪图》“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揭示了王维所追求的以“法眼观之”而获神情的意境，也充分说明禅宗的“自心”已经融入王维的山水作品中。

中唐以后，社会动荡，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情趣也在变异。

“隐逸”形成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士人纷纷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创作，追求精神上的“无我”、“无念”。

这也是禅宗兴于唐，而山水画兴于五代以后的历史原因。

彼时画中的“无我”通过山水的客观描绘表达主观思想。

这个时期的名作，常常表达出某种不确定的含义、观念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等著名作品。

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抒发文人雅士情操的文人学士绘画和表现皇家趣味的宫廷绘画脉络清晰、泾渭分明。

苏轼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禅境发展成为绘画的最高境界，融禅思于山水画的“意境”之中，成为这个时期山水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特点。

文人画家们不断尝试景与情的有机结合，使得宋代山水画中不但体现给人以启示和想象的自然境像，同时也包含了耐人寻味的意蕴，这种“般若”与“净化”的意蕴和境像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文人山水画独具魅力的特色。

借助可称为“山水人物”类型杰作的《八高僧图》，我们可以解读出苏轼作品的题材与禅宗思想的关联性。

在《八高僧图》第四段，苏轼通过一普通场景，坡石之上，数竿翠竹，一条蜿蜒的涧水，描绘了唐代高僧香严智闲大师扫地时
受石子撞击竹子的声音启发而获得顿悟的故事。

这种景色平淡的山水画，却充分反映了禅宗中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芥子纳须弥”的观点，画中禅意实际上乃意识中的禅意之外化。

这与著名的禅画大师担当的“木无禅，唯画通禅”意思相呼应。

而南宋以后，山水画中逐渐兴起的静寂境界，画中透露的时空凝定感开拓了山水画的审美新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凝定感正是禅宗意味的体现。

中国山水画在宋元之际出现了重要的转型，五代两宋期间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绘画方式，在元代逐渐转至一种奠基于北宋苏轼的绘画美学观点，最终酝酿出迥异于此前的山水画创作方式。

这次转型中禅宗的影响不容忽视。

宋元以后，佛教由上层社会的自上而下传至下层庶民阶层。

此时，更具庶民特色的禅宗依托文人雅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通过山水画加以表现和流露，形成朴素无华的山水画主流趣味。

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倪瓒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视像来体现禅宗智慧的范例。

倪瓒的山水画作品用心营造出超越世俗的精神家园，规避一切尘俗之气，其画风可能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辨识度的，但同时他的作品却又最能体现元代山水画普遍性的时空之永恒。

元代的山水画已经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视觉经验，在高度主观化特点明显的画风背后，几乎都蕴含一种深邃而永恒的宇宙情调。

明代大家董其昌作为以禅通画的主要倡导者，在他的绘画实践中贯穿了禅宗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观点。

他以“淡”和“空”为宗，上溯王维、董源等前辈大师，追求明净的笔墨语言，
讲究把握空和淡的意境，乃至创作心态都不同程度上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董其昌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而且使自己的山水画形成全新的面貌和独有的艺术高度，其理论和实践对后代山水画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初“四僧”之一、著名的山水画家弘仁的山水画风萧寒冷逸、寂静空灵，蕴含了浓郁的禅宗美学思想。

画家本身经历的禅僧生涯，使得其山水画中尽显清灵之气，其作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静、净、空”。

弘仁以画入禅，化禅境为意境，创造出具有浓郁的禅宗美学意蕴的山水画。

三、结束语
纵观中国山水画和禅宗思想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我国宗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禅宗思想，早已与中国绘画的发展结下机缘。

虽然风靡一时的画禅现象盛况不再，但禅宗的主流意识还将延续在当代中国画的创作之中。

既然禅意识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影响功不可没，那么在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局面中，理应重新得到传承，由此才能更好地体现现代中国绘画艺术的深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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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