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孔子的“理想国”的相似性的比较_教育和艺术

柏拉图和孔子的“理想国”的相似性的比较_

教育和艺术

论文导读:：理想国”形成背景的相似性。对社会秩序、和谐盛世的共同追求。也整整延续了几千年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论文关键词：形成背景，社会秩序，和谐社会，教育和艺术

关于“理想国”的构建，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柏拉图和孔子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奠基者，就做出了自己的设想。虽然所处的时空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同样的梦想——和谐之家、理想之国。这是人类的智者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做出的构想，也整整延续了几千年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因为两位巨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他们的“理想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理想国”形成背景的相似性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奠基人，柏拉图和孔子几乎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纠正时弊，恢复政治生活的秩序，而且都是在游说过程中宣传自己的思想，最终选择了向学生传授的方式传递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民主制度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际。在战争后期，雅典的盟国纷纷反叛脱离，甚至发生了暴动。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势力频繁更迭，人民也处在纷繁的战乱中，不得安宁。面对着政治制度的瓦解，雅典城邦的繁荣不再，柏拉图便开始积极需求一种解救的方法。斯巴

达的社会制度便成为了柏拉图设计“理想国”的标准和典范。现实社会的混乱，民主制度的衰败教育和艺术，让他更加渴求完型对这种理想城邦的构建。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愤然离开雅典。公元前387年到公元前361年的二十几年之间，年届60仍然不顾生命危险三访叙拉古城。他劝说叙拉古城邦的统治者狄奥尼修一世用最佳法律来治理国家和淡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后来和后继者狄奥尼修二世交谈哲学、数学，研究几何学。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试图将叙拉古建成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实现他的理想国构想，而且还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给君主，期望能辅佐君主成为他理想国中的“哲王”，真正成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1]

在柏拉图40岁时，他建立了著名的阿卡德米学园。他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传授给学生，由他的学生来实现他未成的理想。

相比而言，孔子也是生活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生活的周朝末年“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格局渐次形成，周朝天子的仅仅成为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国家分崩离析，礼乐败坏，国之不国的社会现状让孔子向往着回到西周那样的太平盛世。所以，在他的治国之道中最为强调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只有遵循“周礼”才能合乎“正道”，国家社会才能有序地发展。

孔子在55岁的时候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奔波于鲁、卫、宋、陈、蔡、楚等国游说诸侯，他一方面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一方面坚持他的教学活动。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中国学术期刊网。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比拟得上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孔子在30岁时，开始收徒讲学，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孔子回到鲁国后，集中时间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典籍。

柏拉图和孔子都处于奴隶制社会的衰落阶段，面对着现实社会的混乱状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描绘出理想的国度，构思起与现实截然不同的理想国，以此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愿望。但是，他们对国家政治的构想都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当中，他们希望将此付诸实践，通过游说君王、传教于弟子来延续他们的政治见解。由此可见，他们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理想的实践者。柏拉图以斯巴达的社会制度为典范，希望恢复雅典曾经的繁荣和辉煌；孔子以“周礼”为“正道”教育和艺术，希望重建西周时期的礼乐之盛。他们都在国与国之间奔走呼号，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最终都成为了一个为人师者。他们从政治家转变为了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许，正是政治上的失意，与时政相左的见解把他们推向了形而上的哲思领域。也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初期，才能有如此伟大的人用他们纯净的思维来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理想之国。

二、对社会秩序、和谐盛世的共同追求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一直在探讨真正的“正义”是什么的问题。

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这四种德行。“善”即德行。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包括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两重的。理念世界是由各种客观的精神即理念构成，统归于善的理念体系。“善”的理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对于个体而言，“知识就是德行”，所以，柏拉图认为，作为统一的有机体的人，要成为一个善的或者有德行的存在者，就是拥有理念世界的知识并在行为上服从这种知识的指导的人。

在国家的建构上，柏拉图认为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天赋才能进行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是由于天赋才能的千差万别，每个人只能从事一种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这样城邦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天赋差别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柏拉图把城邦的组成人员分为三类：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生产者是天赋才能较低的，只善于生产劳作，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保障，能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护卫者是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他们的天赋较高，擅长作战技艺，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保障，是统治集团的捍卫者。统治者则是具有高超智慧和真正知识的哲学家，他们是少数的精英，负责掌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城邦的这三个阶层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在严格的阶级划分的制度下，实现城邦的和谐自制。“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个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是国家成为了正义的国家。”所以，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有了知识的指导和明确的社会分工，城邦按照既有的秩序维持和谐稳定的局面。

孔子对于理想国家的构想在《礼记·礼运》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教育和艺术，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的建立是以“仁爱”为基础的。

孔子所提倡的宗法等级道德体系的核心或基础是宗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即“人伦纲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就是在这种血缘关系的纽带下建立一种“君臣父子依位而行”的社会秩序。“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即爱人，是治国的根本，敬养父母为孝，亲爱兄弟为悌，友爱朋友为信，关爱子女为慈，恪尽职守为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仁、敬、孝、慈便是界定尊卑长幼之间和谐融洽相处的原则。[2]

城邦、国家都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构成，不管是天赋分工，还是血缘人伦的自然划分，都需要一种内在的次序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可以看出，由三个阶层组成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内部结构是整齐有序的，而且各个阶层之间即界限分明又相互合作，形成一个正义之邦。孔子的“大同”世界里君臣父子之位有序排列，显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和谐性。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