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推动作用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推动作用》

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武力打破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粉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内矛盾迅速加剧，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平天国农民起义，康乾盛世后，清政府的统治在风雨飘扬中摇摇欲坠。在灰暗无力的全国背景下，一批仁人义士开始寻求自强之道。经过一段时间，国内接受西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也敏锐地觉察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前期，曾国藩尝过不少的败仗，后来依靠西方先进的火炮才力挽狂澜，他由此也见识到了坚船利炮的益处。加之当时“自强”呼声愈演愈烈，曾国藩遂连同奕 、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一起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洋务运动”，拉开了近代史的先河。虽然曾国藩一生在洋务理论上建树不多，创建的近代工业不多，但是他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开办新式学堂、设译书局到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可谓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说起洋务运动，就必然要谈到“自强”。在晚清最早的“自强”思想中，其实包含了三大重点：一个是对内所谓的“重内治而轻洋务”；一个是对外所谓的“内治为本，洋务为末；然迫于时势，仍趋重洋务”；第三个是主张“内治为本，洋务为末，二者应同时举办”。第一种代表人物多事守旧官员，他们有强烈的“华夷之别”的观念，但是看到列强船坚炮利，不得不接受洋务。第二种代表人物是思想开明的当政者，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他们虽然支持积极引进西方技术，但是不得不顾及守旧派的反对情绪，所以即便是“趋重洋务”，却只能限制于本身的兵事。第三种主张相比于前两种更具见地，但是它的支持者没有高官，也没有基础，所以并未得以实行。魏源是晚清最早明确提倡“自强”口号的人，曾提出“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的主张，他的主张是更注重于“治内”的“自强”，具体措施是仿造西法造船制器、编练水师，以增强海防实力。魏源的思想和自强主张基本上为后来的曾国藩等“洋务派”继承和实施。

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庚申之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朝野的刺激相当强烈。“自强”呼声此起彼伏，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1861年1月13日），奕 会同桂良、文祥等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提出“自图振兴”。后经概括，奕 主张可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明确指出了练兵制器这两项内容。曾国藩的自强观与奕 大致相同，曾国藩总体上承认“修政事，求贤才”等治内之举，不过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观点着重指出，这实际上是魏源“自修自强”的主张的继承和实践。

曾国藩的自强之路是从学习西方，仿制军械开始的，这是自强之路的起点。

1860年9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陷安庆，1861年11月，曾国藩授命徐寿、华蘅芳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厂。1862年8月，安庆内军械所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不久后又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这是安庆内军械所取得的两项成功。虽然制成了蒸汽机和轮船，但是因为军械所规模不大，机器设备也很简陋，经费不足，而且安庆内军械所还承担了大量的弹药、劈山炮的制造，全部基本上是靠手工操作。

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蒸汽机、轮船工艺虽然还很粗糙，技术也不够精湛，科技含量不高，其轮船“形式迟钝，不甚得法”。但是它确实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蒸汽机的制成为以后造火轮船开辟了道路，而轮船的试造成功也为后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各种机器创造了前提和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63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将美商旗记铁工厂、苏州洋炮局合并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在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之前，曾国藩就派遣容闳携重金在美国“觅制器之器”，

容闳从美国购买回国的100余种极其经曾国藩同意之后并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从1867年迁入新厂到1890年达到全盛，成为了东亚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业基地，每年花费甚巨，曾国藩在接任两江总督后给与了大力的支持。在曾国藩接管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在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过程中，认识到仅仅学习制造西方的洋枪洋炮还不能够完全达到自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他的自强之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说：“洋人制器处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看做是一个关键，他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聘请国内和国外的翻译家和翻译人员，以翻译理工学为主，在1868年既翻译完成《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泰西采煤图说》。据统计，从1868——1907年40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印的西方书记有150种，共计1075卷。这些译印的书籍成为近代中国早期许多学科的教科书，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对启迪好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有人评论说：“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曾国藩不仅认识到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重要性，同样也看到了西方人才培养的先进教育制度。“西人求学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结合当时洋务运动在军工企业上的要求，1868年，曾国藩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工程理论及实验等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职业技术学校。左宗棠后来建立的福州船政学堂以及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他不仅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在国内建立新式学堂，培养人才，还积极推动幼童赴美留学项目。“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年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他不顾保守派的反对，于1871年连续两次上书同治皇帝，“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认为这样坚持下去，就可以习得各国擅长之事，“徐图自强”。得到皇帝批准后，曾国藩同李鸿章讨论制定了《挑选幼童潜伏泰西肄业章程》，规定留学人数，学习内容等，至此，中国留学西洋之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