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莫里哀

众所周知,莫里哀与莎士比亚都是最杰出的戏剧家,他们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

这两个重要时代的旗帜,因此,众多的评论家都拿他们二人作比较,但往往陷入一种误区,那就是拿莎士比亚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作比较,从而得出一些似乎是颇有深度的见解,但实际上,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属于某一特殊的“种类”,都必须采用适用于这一“类”的普遍规则的约束。悲剧和喜剧在体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悲、喜剧自身又有着诸多的规则,这就要求剧作家在创作时,须有意、无意地遵循这些内部规则。故而,这种把悲、喜剧混同起来比较的做法,从根本上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本文作者试图从莫里哀与莎士比亚的喜剧艺术的比较中,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的成就与经验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他们在戏剧舞台上的魅力各有千秋,“扬莎抑莫”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一、历史渊源在西方,喜剧已有2500年的历史,喜剧名目繁多,但总的来说有两个体系否定型喜剧和肯定型喜剧,他们分别从否定或肯定意义上来厘定和格致喜剧与喜剧人物,前者以讽刺喜剧为代表,后者以抒情喜剧为代表。讽刺喜剧嘲笑丑类,通过名不副实、违背常理的滑稽,揭露、否定虚伪、造作、自欺欺人等恶习,使审美主体感到快意,既包含优越感,也包含轻蔑感,在使人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明辨美丑是非,自觉追求真理,创造美好的人生。抒情喜剧是用笑声来歌颂、赞美正面人物和肯定性的力量。它通过对正面人物非本质的“丑”(奇形、怪癖、幼稚、偏颇)的调侃、揶揄,褒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显示理想主义的价值。抒情喜剧在情节进展上,误会和巧合因素较为突出,喜剧冲突是以出乎意外带动的,因而惊奇感和仰慕感相伴相随,审美主体常常由于从对象可笑的形动中发现了美的内涵而不吝畅快的笑声。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喜剧就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莎士比亚的喜剧属于肯定型喜剧,大多是抒情喜剧、浪漫喜剧。莫里哀的喜剧属于否定型喜剧,主要是讽刺喜剧。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都是以情节喜剧作为创作的开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风俗喜剧。莎士比亚有13部喜剧作品,早期的《错误的喜剧》与《驯悍记》模仿意大利的即兴喜剧,有明显的闹剧成分,属于情节喜剧。从《维洛那二绅士》开始,形成了莎士比亚自己的喜剧特色,即主人公的浪漫主义情感与丑角的插科打诨编织在一起。《爱的徒劳》添进了上流社会风流喜剧的气息,以后,莎士比亚的抒情手法愈加细腻,抒情喜剧风格趋于成熟,《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最有代表性。莎士比亚喜剧是建立在对喜剧人物的肯定上的,喜剧人物主要是被作为喻扬的对象,是审美客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被认为是开创了一种新型喜剧———歌颂喜剧。从喜剧的肯定性来看,他与中国喜剧有相同之处,但其浓厚的抒情浪漫风格是莎士比亚和以后一些西方喜剧所特有的。莫里哀保存至今的喜剧作品有32部,大多是反映风俗时尚的讽刺喜剧。他在外省巡回演出的12年基本上是模仿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滑稽剧、情节剧。回到巴黎后,从《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开始,他热心地介入一个个社会问题,无情地讽刺贵族、资产阶级及人情习俗中的弊端陋习。他采用的手法多样,而主色调是讽刺。莫里哀喜剧在本质上与中世纪闹剧接近,但是有思想性,与莎士比亚喜剧不同的是他更侧重于对平凡日常生活的描写,更多地直接取材于当代社会,因而有很强的战斗精神和时代气息,其风格活泼、辛辣、明朗、夸张。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喜剧在风格上迥异,与其所继承的欧洲喜剧两个传统的文化渊源密切相关。古希腊喜剧是由讽刺诗发展而来的,酒神祭奠最多的狂欢游行的场面也充满戏谑与嘲讽。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希腊喜剧又有强烈的政治讽刺性,因此可以认为讽刺喜剧是西方喜剧的正宗。不过,在2000年的喜剧发展中,讽刺与抒情两种成分基本上并行发展。古希腊喜剧发展到新喜剧阶段,抒情因素增加,政治讽喻成分减弱。米南德所开创的世态喜剧,不但培育了罗马喜剧,而且一直流传后世,其喜剧题材和风格手法都被莎士比亚、莫里哀所继承、模仿。古罗马的喜剧很发达,最早大多模仿米南德的世态喜剧,但由于罗马元老院贵族权力的控制,其政治讽刺喜剧得不到发展,古罗马喜剧也同时受意大利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诙谐诗和滑稽表演的影响,这些都加深了古罗马喜剧抒情幽默的风格。古罗马喜剧对后世的影响比希腊喜剧大,特别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就是借用了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和《安菲特律昂》中的情结。《仲夏夜之梦》也采用了两段罗马传记故事。因此,可以看出,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分别成为古希腊喜剧和古罗马喜剧两个喜剧传统的后继者。莫里哀形成以揶揄讽刺为风格的喜剧,莎士比亚则形成了他的以浪漫抒情为风格的喜剧,二者同出一源,又各分东西,成为欧洲文学史上分足鼎立的两位杰出的戏剧大师,并各自在他们的时代独领风骚、冠压群芳。二、典型观的异同点作为杰出的戏剧大师,莫里哀与莎士比亚都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喜剧人物,如阿巴贡、达尔杜弗、阿尔塞斯特、夏洛克等,这些人物在全世界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形象,那么,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时的典型观是否相同呢?回答是当然不同。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典型观有三个基本区别:前者是丰富复杂,高度个性化的,发展变化的;后者是单一的,高度类型化的,凝固不变的。具体分析如下:其一,莫里哀笔下塑造的人物性格单一,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那样丰富复杂。关于这一点,普希金说:“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那样,是某一热情或某一恶性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莫里哀笔下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①。的确如此,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几乎就是吝啬概念的化身,在他的眼里,最受崇拜和尊敬的东西,既不是儿女私情,也不是门第名誉,而是金钱。作者通过仆人拉弗莱什的口说出了这一点:“阿巴贡老爷是所有人当中顶没有人情的人,心最硬,手最紧的人。……任何人遇到他都是没有办法的,你尽管饿得要死,他的心也不会软下来。一句话,他爱钱比爱名声、荣誉和道德还厉害,他看见一个跟他要钱的人,马上会浑身抽搐。”②阿巴贡也因此成为吝啬这个典型性格的代名词。其二,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性格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莫里哀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却往往是某一种热情或观念的代表,往往缺乏个性,而流于类型化。莎士比亚在人物的塑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较为先进的典型观,不仅注意到了人物的共性,而且还特别注意人物的个性塑造,因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鲍西亚、夏洛克等。也就是说,尽管他们都有着丰富复杂的个性,但总有一个性格的主导方面对其加以制约。莫里哀却深受贺拉斯《诗艺》以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并继承和接受了贺拉斯关于写人物要分类型的典型观,还有贺拉斯所主张的人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