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特点

比较分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特点

史铠郡

谈话节目，又叫“脱口秀”，原是港台媒体对英文Talk Show的意译，意为“访谈节目”。它往往以一个主持人和一个或多个嘉宾聊天的方式进行。可以分为以人物为中心和以话题为中心两种类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围绕人物组织话题而后者则根据话题选择谈话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视谈话节目已成为电视节目的主体样式，占总量的60%-70%。其中娱乐谈话节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美国NBC 的《杰·雷诺今夜秀》和CBS的《大卫·莱特曼夜间秀》是这一类的成功代表。这类节目不局限于单纯的“说”，而是注重各种手段并用，从形态上看，它结合了谈话和综艺两种节目的特质。它们通常在晚上11：00-1：00 之间播出，使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得到放松。谈话内容多为成人话题，内容广泛、庞杂，主持人风趣、幽默，时常庸俗的开些玩笑，做些噱头提供观众以笑料。

按媒介形态分类，脱口秀节目可分为广播脱口秀节目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从节目形式而言，脱口秀节目形式并不固定，大多数是主持人和嘉宾在演播室一起侃侃而谈的谈话式脱口秀，如《欧普拉温弗丽秀》。当然还有主持人个人的单口秀，如东方卫视《东方夜谭》前半部分，刘仪伟坐在演播室为大家讲笑话；从节目内容角度看，脱口秀节目可以包含新闻谈话、娱乐性谈话、重大社会事件谈话和推销性谈话。

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差异，中美脱口秀节目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在选择主持人方面，美国重阅历，中国重学历。从选择主持人来看，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大多都已上了不惑之年。美国电视界在选择主持人时，最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容貌和仪表，而是学识和阅历。如彼得詹宁斯只有中学学历，但

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被认为是具有学者气质，哲学家头脑的主持人。比较之下，我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在年龄、社会阅历方面都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我国最早的电视脱口秀节目是1993年东方电视台推出的《东方直播室》。短时间的发展没有让我国产生出适应脱口秀节目的专业化主持人。

从话题选择方面，美国重自由，中国重指导。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所涉及的话题范围非常广，他们的话题范围大到国际政治、种族冲突，小到家庭暴力、两性关系等，侧重话题的猎奇性。有时候甚至是拿名人政要“开涮”，如戴维莱特曼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的《午间漫谈》里就拿布什总统因看电视吃饼干卡住了喉咙，造成短暂昏厥制造了个笑话。而在我国，主持人的话题多侧重于教育性和宣传性。目前，中国大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他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选题范围狭窄，大多是一些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的话题通常就是针对每日热门的新闻事件，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豪情。

从主持人引导现场讨论方面，美国重冲突，中国重友好。不同类型的脱口秀节目具有不同的谈话方式，在美国，以时事政治类话题为主的《拉里金直播》通常是一种严肃、谦虚、友好的方式；而《戴维莱特曼深夜节目》则是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嘉宾进行访谈。总的说来，直率的、犀利尖锐的，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不留情面的提问是西方世界提问的传统，节目本身选择的话题就是具有争论性和对抗性的，因此他们的谈话方式多为辩论。为了增强节目的娱乐性和吸引力，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从来不回避冲突，甚至刻意加强和利用各种潜在的冲突。在中国，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是像《实话实说》和《鲁豫有约》那样委婉，心平气和的以一种漫谈的方式“和平”进行，如鲁豫在节目中总是温柔敦厚、设身处地的提问，给嘉宾正面的、善意的暗示。即使是热闹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的角色也只是引导嘉宾发表据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营造日常聊天的形态，谈笑风生的气氛，力求轻松、惹笑，强调平民化。

从主持人与观众方面，美国重现场和谐，中国重嘉宾发挥。“对于美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到电视里发言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沉迷于这种‘一朝闻名天下知’的神奇效果”脱口秀主持人通过轻松愉快的方式与现场观众拉近距离，使观众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达到现场的一种和谐度。相比较中国的脱口秀节目，观众在节目现场则显得“文雅”很多，他们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台上的讨论，显得被动。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就构成了节目的绝大部分内容，台上的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嘉宾都是“遥远”的明星。

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不同特点也是与两国之间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两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美国脱口秀节目采取的是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其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专注观众，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因此，对于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来说，只要是能为节目带来利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现也有很多节目也在追求高收视率以获得经济效益，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的媒体不会像美国那样以经济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不会用商业型包装技术赋予主持人巨额身价。我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大众媒介以社会利益为主，倡导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要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协调，必要时个人主义必须服从于集体主义。这样的导向，使得媒介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强，但市场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不显著。

其次，两国政治属性不同。在中国，作为媒体代表的主持人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应当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现代化事业，忠诚于我国的法律，忠诚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忠诚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忠诚于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相比较之下，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依据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如，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的《政治不正确》，主持人比尔-马赫常常会挑起嘉宾关于一些热门政治话题的争论。

再次，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正式造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诸多不同特点的原因。美国社会追求自由、崇尚冒险、信奉个人主义，所以在话题选择上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是文化、种族的差异也会放在桌面上进行唇枪舌战，他们

在乎的是谈论的氛围与真实。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只有在和谐中才能保存自我并在“中庸”中求得发展。因此，中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所谈论的话题通常会注意选择一些重教育性、指导性的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上。

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存在着差异，但是关于真善美的标准是相同的。这同时也表明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在电视节目竞争加剧的时代，我们应该积极的向美国优秀脱口秀主持人学习经验，汲取营养，取长补短，结合我国媒体生态环境，为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