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发展史——思想与知识的准备

中国地质发展史

——思想与知识的准备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775万吨。（Loverimg,T.S., 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1700年的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6,450万吨。（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

运行之类。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 Ferdinadu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南怀仁，《坤舆图说》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地理全志》最后一卷名为“地史论”，但并不是在讲地球的历史，而是介绍了一些各地的历史概况，最后得出结论：“以此观地球所造万物之法，非有多主多上帝，悉为一主一上帝所成，再观万物之美备日新，益可见造化主之全能全智。”（地理全志》下编卷十1854,上海墨海馆）但是，看过这书的中国读者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因而皈依上帝，倒是一些有识之士从中吸取了新的知识，开了眼界，从而想到应学习近代科学以求自强，如曾入李鸿章幕府，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冯桂芬（1809-1882）就是在读了《地理全志》后得知“我中华幅员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但就本国而言，属国不与)……而今腼然屈居於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提出应该引以为耻，而“莫如自强”。（冯桂芬：制洋器议1884,光绪甲申刻《校邵庐抗议》卷下）

这种效果大概为慕威廉始料所不及。

在《地理全志》出版后近二十年，又有两部地质科学方面的著作，丹那(Dana，J.D. 1813-1895)的Manual of Mineralogy(矿物学手册)和莱伊尔的Elements of Geology(地质学基础)，先后於1872-187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前者书名译为《金石识别》，后者译称《地学浅释》，均由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口译，中国数学家华蘅芳笔述，出版者是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金石识别》的原本《矿物学手册》，是丹那为学生编写的教材；丹那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这本教材编得很成功，为许多大学多年采用。《地学浅释》是莱伊尔将他的地质学奠基之作Principles of Geology 即《地质学原理》的第四卷抽出改编而成；这次翻译所用的是1865年出版的第六版，是当时最新的版本。日本那时译书还很少，曾派柳原重光到上海来买这些书（吴馨等：上海县续志；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1936）。

这两部著作都是世界知名、传诵已久的基础读物。它们的中文版印出，标志着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已确立了它的地位。在江南制造局用木刻版印行后，1896年又被收入《西学富强丛书》用石印出版，对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梁启超在读了《地学浅释》后，称赞它精备完善。《金石识别》也被他评为极有用之书。

翻译这两本书，原意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矿业人才。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是中国人在受到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打击后，企求尽快富强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