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晚清至_五四_的译者形象变迁及其缘由探源_贺爱军

2015年5月第38卷第3期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May2015

Vol．38No．3

文章编号：1004－5139（2015）03－0083－08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晚清至“五四”的译者形象变迁及其缘由探源

贺爱军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本文梳理了晚清至“五四”期间的译者形象，并探究了译者形象形成及其转变的社会历史缘由。笔者认为译者形象既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它折射出想象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主体文化对异质他者文化的想象和态度。译者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对译者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对中国特定历史语境的隐喻性表达。晚清至“五四”期间，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译者由“汉奸”“假洋鬼子”的负面形象转变为“奶娘”和“盗火者”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译者形象；通事；假洋鬼子；盗火者；社会历史语境

Image Transitions of Chines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from1840to1919and theＲeasons Behind

HE Aiju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

Abstractʒ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s from1840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to 1919w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icked off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image transitions．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a profession but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s well．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at times and the imagination and attitudes of the host culture towards the guest culture．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is more a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than an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or/interpreter’s true situation．Ｒight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from1840to1919th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has transcoded from the negative“a bogus foreign devil”to the positive“fire bringer”．

Key wordsʒ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s；the linguists；bogus foreign devil；fire bringer；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随着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译者研究持续升温。国内外学者或从译者个案入手［3；28］，挖掘史料，梳理纷争，总结译者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探寻译者的译路足迹和心路历程，或从译者群体切入［1；5；10；20；33］，探究他们形成的翻译传统，营造的翻译风气，以及地域文化与译者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等。

以上研究可以归结为译者的内部研究，即线性地考证译者的生平，梳理译者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思想。这些研究为后人借鉴译者的翻译技能，参悟译者的翻译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史料。然而，这些研究所缺乏的是译者的外部阐释，即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探讨影响译者抉择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探究译者形象演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风尚。本文将在晚清至“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

中，从时间维度和他者视角梳理译者的形象变迁，探究形象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

1．晚清时期的译者形象及其形成缘由

1．1“汉奸之尤”：晚清译者的主体镜像

晚清时期，社会对译者的称谓沿袭明朝旧制，依旧称为通事①。通事“译者之称，……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41：94］。晚清时期的通事专指广州贸易制度下受行商管理、充当中外贸易之间的语言沟通人士。他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为曾经去过东南亚等地经商的华人。他们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习得了肤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第二类为跟随西方人到达海外生活数年以后归国的华人、华侨。他们具备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第三类为长期生活在广州、香港、澳门等沿海地区的部分中国人。他们在中外频繁的商贸和外事活动中获得了一些外文知识与以听说为主的语言表达技巧。这一通事群体，成分复杂、水平不够、品德低下、能力不足，大部分人仅具备粗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不具备阅读和书写能力。

这三类译者的社会形象如何？时人如何看待他们？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在敌我尖锐对立、冲突不断的鸦片战争时期，凡是学会外国话、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一律被冠以“汉奸”之名。译者口操外国话，日夕与外国人为伍，在人们看来属于典型的“汉奸”。“汉奸”这一负义词承载了晚清社会各个阶层对译者的形象定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对通事鲍鹏的态度清晰地折射出当权者眼中的译者形象。大臣怡良在给道光的奏章中这样描述鲍鹏：

臣闻夷人到粤必用汉人为买办。而其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驱逐之奸夷颠地，有买办鲍聪，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办严紧，逃往山东，转至直隶，改名鲍鹏。随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谓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复。［16：62］鲍鹏为琦善的通事，当道光皇帝看到奏章后，龙颜大怒，先后两次发出上谕，指示将鲍鹏押解北京，“交刑部，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34：98］。鲍鹏是否充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从其后的判刑②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但在当朝大臣眼里，他投敌卖国，罪大恶极，实为“汉奸之尤”。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自不待言。李鸿章（1823 1901）曾这样评价上海的通事：上海的第一类通事（指的是“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薮”；第二类通事（指在英、法等国所设立的义学读书的“本地贫苦童穉”）则是“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涅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这些译者在语言能力方面，“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驰治忽之大懵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在专业操守方面，“通事假手期间，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诛求之无厌，排斥之无理，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在品行方面，“此两种人，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4：139－141］。由此可见，在朝廷大员看来，译者不仅出身卑微，成份复杂，而且在语言能力、专业操守、道德品行方面一无是处，纯粹是社会的渣滓、汉奸的原型。

①②在中国历史上，译者的称谓形式多样，有寄、象（胥）、狄鞮、译、唐帕、蒲义、舌人、通字、通事、译官令、译字生、九译

令、译言官、译语人、译史、翻译、口译、翻译家、翻译官。

刑部最终并没有判定鲍鹏是汉奸，出卖了国家利益，唯一能够确立的罪状是“私充夷人买办，图赚银钱，并代人买过烟土烟膏，并无另有不法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