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思想意义浅析

《荒原》思想意义浅析
摘要：死亡主题是《荒原》的核心和灵魂，但《荒原》描写的“死亡”是和生命熔铸在一起的,彼此无法分开的,即把人推向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之中,着力表现处在生不如死的荒原中的人们对死的渴望,虽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品，但是它更加指涉现代西方社会精神荒芜的文化现象，在《荒原》里，神话只是作为一种功能与结构而存在，充满现代性的社会里并没有诞生新的神话，神话已经被消解掉了，《荒原》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荒凉。

《荒原》除了将象征主义诗歌推向高峰外，更重要的是将一战后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真实表现了出来。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艾略特荒原意识既绝望又关注的复杂内涵，以及宗教信仰对其人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艾略特荒原意识死亡意识神话现代性消解
一：拯救与死亡
艾略特的《荒原》集其高超技艺和深刻思想于一体,“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广大青年对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那种思想境界”,[1](P147)成为一部不朽之作,或者说,它的成就正在于捕捉到了一片西方世界旧日的文明和传统的价值的衰落之境———荒原般的“时代精神”。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客体或一个文本《荒原》毕竟是一部复杂难懂的现代经典作品,具有永恒不朽性和多重解释价值,因此,我们不仅要紧扣《荒原》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而且更应从人类文化的深层意识来挖掘荒原般的“时代精神”所蕴涵的复杂内涵。

如果说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情歌》“已经显示出了与19世纪诗歌传统的彻底决裂”,忠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青年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在通往“荒原”途中所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那么,在《荒原》中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

诗人开篇就写了西比尔对死的渴望———“我要死”,接下对死亡的描写更是令人毛骨惊然:而我却在某个冬夜,在一家煤气厂背后-在死水里垂钓-想到国王我那兄弟的沉舟,又想到在他之前的国王,我父亲的死亡。

白身躯赤裸裸地在低湿的地上,白骨被抛在一个矮小而干燥的阁楼上,只有老鼠脚在那里踢来踢去,年复一年。

……[2]还有那些死于干旱和水里的“哀魂”、腐烂的尸体、即将被扼杀的婴儿,更有不死不活的人们:受私欲驱谴而悖德弃义、朝三暮四、阴谋厮杀、欺骗负心;而那些生活在“回忆和欲望”里的人,整日悠游嬉戏,无所事事,打发着空虚无聊的日子,连爱情也恰如幻影一般若即若离,而希望终归成了“荒凉而空虚”的“大海”……大地上也是一派凄惨:万物复苏的四月却“只有迟钝的根芽”,看不到些许生机,仅有“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也不使人夜间得到安慰,干涸的乱石块听不见流水的声音……甚至全书的神话构架———“圣杯传说”也是以一个陷于死地的渔人王为原型。

可以说,死亡主题是《荒原》的核心和灵魂。

那么,诗人如此强烈的关注死亡难道仅仅在于重复《情歌》的主题,仅仅在于幻灭和绝望?我们来看看诗人描写死亡的另一面:在“荒地上”,仍有“迟钝的根芽”;“枯干的球根”也能提供“少许生命”;在那座并无实体的城里,还有人“短促而稀少”的“叹息”;连迈里海战的幸存者也把战死者的尸体种在花园里,竟指望它“发芽”、“开花”,从死亡里培植生机……这种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一样强烈,或者说,《荒原》描写的“死亡”是和生命熔铸在一起的,彼此无法分开的。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荒原》的“新颖之处恰在于抒情主人公在情欲和恐惧死神之间的徘徊犹豫以及结尾处的不确定性”[3](P77)———把人推向了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之中,即处在生不如死的荒原中诗人滋生了对死的渴望,同时也孕育出“生的本能”。

按弗洛伊德的假说,人生来就有的“死的本能”:即尽力要恢复到初始的状态,因为死亡既然是痛苦的源头,那么也就应当成为痛苦的归宿。

因此对死的渴望其实也就是对生命恢复到初始的状态的向往,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即对再生的渴望,这才有了全诗“不确定性”的结尾———圣山上乌云密聚,万物众生“在静默中拱着背蹲伏着”,等待着降雨———然而,甘露始终未降。

这时,天上的雷霆隆隆作响,传来上帝的福音:“舍予、同情、克制”……可见,在艾略特大肆描写死亡的潜意识里,死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生的本能,但从隐隐传来的雷声中已预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再生的“圣杯”就在人的心中。

因此,我们可以窥见另外一种本能———寻求再生的本能仍然在抗衡、在挣扎,并试图尽力阻止朝着死亡前进的进程———这就是“生的本能”。

但是,《荒原》展现的死亡主题并不仅仅在于通过二元对立而简单地演变为一种潜意识的“生的本能”,从艺术角度看,这是诗人实施“非个人化”理论所采用的“客观对应物”的一种创作方法;从思想内容看。

诗人的死亡主题有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容。

《荒原》里描写的死亡,既是生命的结束,又是复活和再生的开始,即生命从终点回到起点,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循环,就象大自然中的日月相代,四季相生,周而复始未有穷尽一样。

这就把生命“神秘地
化入循环时间中”———“人类通过加入自然永恒循环的宏大而神秘的节奏,获取了一种周而复始的不死性。

”[4](P202)但在《荒原》中,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具有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死性”,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死亡是“一往无返”的:惨遭蹂躏的翡绿眉拉、被毒蛇咬死的克奥佩特拉女皇、淹死的弗莱巴斯、无辜的胎儿……他们的死在基督教里是绝不能升入天堂———再生的;而且按照身处荒原的人的现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欲望:情欲、色欲、物欲、贪欲、利欲,并且在继续发展,那么他们死后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种人在荒原上已不是少数,长此以往荒原必然遭致彻底毁灭而不可能获得再生,所以诗人渴望的“死”———就象西比尔喊到的“我要死”,这里的“死”不是指肉体的毁灭而是指精神上的脱胎换骨,渴望摆脱肉体束缚的精神超越,即一种象征性死,或者说仪式性死亡。

这种仪式性死亡缘自《荒原》“圣杯传说”的神话。

根据韦斯登女士《从仪式到传奇》一书记载:渔王失去了性能力,因而在他的国土上,子民不能生育,牲畜不能繁殖,大地久旱荒芜,只有等待武士找回圣杯才能挽救这一切。

渔王失去性能力,在这里只是一种仪式性死亡。

按弗雷泽在《金枝》中对这则神话的解释:如果渔王的行为违反了神秘的原始宗教仪式,他将受到天谴而死,土地则干涸荒芜;其后一个青年武士历经磨难,会获得拯救土地和万民的水而取代老王。

这里新王与旧王的更替主要是一种责任的传承而非生命的轮回,所以相对“死而复生”的神话而言,渔王的死(失去性能力)是一种仪式性的死亡,即从某种程度上说“圣杯传说”的神话是用来证明某种仪式的———“离开了仪式神话就会死亡”,[5](P95)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将这一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无论在神话还是在仪式场合,所表达的感情均是那些对该社会存在而言最基本的感情。

”[6](P95)由此,从死亡中引发的生的本能欲望,通过仪式性死亡或象征性死亡,即通过“对世界的一次脱离,对某一力量源泉的一次深入,一次生命力的回归”,[7](P79)从而演变升华为一种精神复活。

显然,这种死亡虽然不乏宗教意义但更蕴涵了一种现实精神。

可见,艾略特通过死亡达到的精神复活并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复活,他认为必须把这种“复活”“附属于生活”才能见出其精神实质。

所以,《荒原》“从一开始,也许可以说,死亡真正有着两个含义。

一个是表面的,另一个是深层的。

死亡和垂死是十分明显的消肿象怔,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垂死’,生命才得以实现。

我们奉献了自己,这样我们反过来就可以接受我们自己了。

那第二个含义是生活与颓废的不可避免的物质和精神联系。

”[8](P341)这第二个含义显然指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那种生存的绝望和生活的颓废———精神上的极度饥渴。

但诗人没有直言坦露这种需求,而是把这种“需求”分化(即“感受的分化”)转变为非个人化的对应物———生命中的“力比多”,并通过各种特定的意象和一幅幅图景表现出来。

于是他笔下的荒原就成了干涸、缺水的荒地:“……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9],一个缺乏爱情和性的不毛之地活生生再现出来!诗人反复通过人物的独白、对白、直接描写、象征隐喻等手法,多次提及现代人的性饥渴、性压抑、乱伦和满足,只字未提濒临绝望的人们怎样复活。

然而人的“复活”(或者渴望复活)又无处不在,特别是在第二、三章里。

二：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荒凉
自从17世纪以来，哲学和科学就逐渐击退了神学，国家逐渐击退教会，理性逐渐击退信仰［10］，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解放。

但是正如柏拉图将身体与精神、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一样，现代西方社会情欲与理性也敌对起来，表现为通过情欲的宣泄来对抗科学、理性的冰冷。

在神学日渐黄昏的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以信仰为准绳对身体的控制，导致了现代社会情欲的泛滥，一旦人们失去了以信仰为尺度对灵魂的把握，精神就走向了荒原。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荒芜，这片荒芜的土地在尼采对上帝的宣判中，从此漂浮着无意义、无中心的灵魂。

为此，人们要么泯灭个性，将自己托付给以理性科学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成为社会轰鸣机器中的一员，乐于为某种被放大的意义和国家意志而死（20世纪宏大叙事的主题之一）；要么将身体堕落在水与火的情欲交融之中醉生梦死，正如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些行尸走肉的“哀魂”、虽生犹死的“腐尸”、即将被扼杀的婴儿，有性无欲的性交、受私欲驱谴的背信弃义、朝三暮四、阴谋厮杀、欺骗负心等失却意义为依托的荒凉景象。

在这样的社会景象里，不可能再有神话，更加不可能有神性的浮现。

既然连对基督的信仰都已经坠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0世纪初，在饱受战火、帝国扩张和殖民意志困扰的西方社会里怎么可能再有神话呼吸的空间？而到了20世纪，这一种精神的苦难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界，这种来自精神痛苦的苦难再也不是一种美德，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精神劫难。

在《荒原》的首句，艾略特———这个拯救西方精神荒芜的使徒不无沮丧地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着那些迟钝的根芽。

”［11］尽管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西方世界的扩张步伐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领域，“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成为19、
20世纪之交的关键词，随之而来的就是由一战而导致现代全球的重组，在看似生机勃勃的西方世界里，西方文明正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改造、征服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亚非文明，但是这个看似春天一般的美好前景，却是“残忍”的，是缠绕着赤裸裸的“欲望”，是一种文明野蛮、粗野地压制另外一种“迟钝”的文明。

艾略特说，人们无法直面太多的真实，但是伟大的史学家、小说家及其他类型的艺术家确实比一般人要更多地直面真实。

他早在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忠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青年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在通往‘荒原’途中所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那么，在《荒原》中这一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12］。

这就是艾略特直面真实的艺术途径，也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但是“直面真实”也不过是诗人的旁观而已，更为严肃和崇高的使命应是如何在这个混乱失序的世界中揭露丑恶，引起共鸣。

为此，艾略特打破了语言正常叙述的顺序，打破了形式的规范，在文学中建构起一种类似现实生活般失序荒乱的艺术范式，使得文学叙述的外部现实和内部范式皆服膺于“荒原”的意义所指，这又是形式和内容、现实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艾略特说：“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乃至打破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

”［13］在《荒原》众多晦涩难懂的隐喻象征背后，正躲藏着艾略特所要直面的千疮百孔的西方世界———文学叙述的外部世界。

艾略特套用的神话、典故、预言等等统统都指向了惨淡经营的西方文明。

在《荒原》中，艾略特引入了渔王、圣杯等神话，一方面指出神话背后的社会现实：惨淡的西方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也希望西方社会能找到“圣杯”，使得西方的精神世界能“死而复生”。

这也符合艾略特对宗教皈依的初衷：希望在重返基督中可以找到人类灵魂栖息的家园。

在现代主义文化变迁的步步逼迫下和科学理性冷漠的惨淡经营下，只有重返基督，在信仰中才能得到拯救。

早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的觉醒和张扬带来了欲望世界的伸张与膨胀，对肉体以及欲望生活的过度骄纵，带来的是人间世界的荒芜。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悲哀地长叹，人间这种美好的花园变成了“蔓草未刈的花园，到处都是蓬蒿荆棘”，哈姆雷特预言“宁静的日子快要到来”。

继莎士比亚四个世纪后的艾略特在《荒原》中写道：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我们曾经是活的现在也快要死了［14］。

四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积累终于迎来了一个荒芜的精神荒原，在这个被艾略特称为“荒原”的世界里，男女之间的情欲如同水一样把整个世界泡在其中，谋杀、通奸、堕胎、偷窥、赤裸裸的肉欲将物质发达的现代世界引向一个寂寞空虚、陌生荒诞的精神荒原。

西比尔被困在一个笼子里，她最大的心愿竟然是死亡。

唯独死亡与新生才能让生命在遥遥无期的虚度中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肉体的死亡才能换来精神上的脱胎换骨，才能摆脱肉体以及肉欲的束缚，换来精神上的超越。

这一种死，是向生而死。

19世纪末以来，人类偏执于对理性的信任，使得从社会街道的面孔到人心都发生了巨变。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在高科技的武装之下，发动了一轮规模空前的建立帝国的浪潮。

帝国扩张从英国政府征服印度开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导致欧洲人入侵中亚，以及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出现的1929年大萧条，在政治混乱和社会凄惨的同时，战后的动荡也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政权铺平了道路［15］。

如同柏拉图势必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一样，现代的社会也容纳不起诗性的栖居。

神话已经在这个时代消解了，意义已经不存在了，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荒原。

这就是文化的“荒原”危机，那些丧失意义与归宿感的现代人，就是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荒原”牺牲品。

因此，20世纪初期发表的《荒原》并非艾略特自称的“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愤懑与牢骚的发泄”，而是针对当时文化现象和文化变迁无奈的宣泄，它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超越了文本意义而变得富于现实性。

《荒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是文化变迁的一种表现一样，“荒原”以及“荒原情结”是现代社会里人失去了生存的根基的心理反映，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现代人只能感受到漂浮在半空的意义，一切固有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个体生存的意义已经被磨平了，要么是给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等宏大的意义所替代，从具有个性与情感的个体沦落为宏大共同体中的一颗螺丝钉，其价值仅仅在于用简单的尺度来衡量的效用而已；要么就是在极度放纵的情欲中，用短暂、瞬间和可替代的快感来消弭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荒原》中那些一边偷情一边催促着“请快些，时间到了”的男女，把性爱作为机械动作的“植物人”，那些满足于窥探别人隐私的年老男子，是在借助短暂和阴暗的快感来试图放弃对意义的追寻，他们一如我们现实生活里形形色色的面孔。

在这个被称为现代化的时代里，精神的“荒原”事件和“荒原意识”正随同全球化一样，在消弭着当前人们的信仰、意义和价值。

三：荒原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的缺失
诗人以冷静的旁观者的眼光关注着荒原上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的众生相。

在《死者葬仪》一章中，
圣者指给人们看了三幅场景:其一，纯洁、偷快的风信子女郎在经历了迷魂的爱之后，便堕人了不死不活的境地。

“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男欢女爱的结果，就是最终被荒凉、空虚包围。

其二，用纸牌占卜的女相士，通过她那套恶毒的纸牌，揭示了荒原上的众生相，然而她唯一找不到的是“那被绞死的人”—耶酥。

荒原上的人们远离了救世主，所以他们无法得到拯救，因而在这幅众生相中，人们要么在情欲的大海中淹死，要么就是充满畸形和病态，女相士为人类占卜出的最后命运是死亡。

其三，浓雾笼罩的伦敦城下，一群群的人鱼贯流过。

“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叹息，短促而稀少，吐了出来，/人们的眼睛都盯住在自己的脚前。

”这些被死亡摧毁的人，就像在地狱里排着队的亡魂，无奈地叹息着走向死亡。

荒原上生存的就是这些已经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们，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殊途同归。

在“对弈”一章中，展示了恋爱中的阴谋诡计。

第一节描绘一位现代贵妇人与她的情人幽会的情景。

在这里，诗人特别引用了“翡绿眉拉”的传说故事。

“她的头发，/散成了火星似的小点子，/亮成词句，然后又转而为野蛮的沉寂”，暗示着贵妇人与情人的幽会也不过是重复着野蛮国王对翡绿眉拉的强暴，这种情爱并不高尚。

第二节是一对中等阶层的男女在一个旅馆中的幽会。

我们能听到的是他们杂乱无章的对话。

问话的女子心神不宁，紧张烦躁，仿佛有什么灾难降临;答话的男子满不在乎，前言不搭后语，似乎心有旁鹜。

这对男女之间显然出现了危机。

“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记得?/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他们实际上已经陷人了不死不活的境地。

至于“按住不知安息的眼睛，等着那一下敲门的声音”，则暗示着他们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这种情爱关系不知会如何结局。

第三节是两个下等女子在一个下等饭馆中的对话，她们的谈话无非是偷情、打胎等粗俗不堪的内容。

侍者在一旁频频地催促着“请快些，时间到了”，预示着它们放纵情欲的生活已经快要到点了。

虽然这些女子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但“所有的女人都是一个女人”，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醉生梦死，虽生犹死，使他们陷人这样的境地都是因为情爱。

这种情爱与风信子女郎真挚强烈的爱相比是下等的，因为包含了阴谋诡计，她们的情爱无非是一场“对弈”。

风信子女郎尚且陷人空虚与悲凉，更何况是这一群为卑鄙、情爱所困扰的女人们。

现实的世界充斥着病态的人们、放纵情欲的人们、丧失了精神信仰的人们。

他们不仅将自己陷人到不死不活之中，同时，也将生存的世界变成了荒原。

我们看到了今日伦敦城的混乱，已不复莎士比亚的时代;泰晤士河荒凉破败，“仙女们已经走了”，风带来的是荒原死亡的气息;象征古代文明的殉道堂和伊沃宁旁展现着现代的堕落;泰晤士的女儿失身了，煮在“一大锅不圣洁的爱”里;超越两性之外的铁瑞西斯，冷眼旁观着一对男女有欲无情的靖和。

这个能预知未来的瞎子，看到了在欲火中煎熬的人们。

“烧啊烧啊烧啊/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主啊你救拔”，这就是荒原上的人们堕人情欲中的丑态，他们渴望摆脱，然而一天不扫除情欲，他们就一天不能获救。

结果我们看到:大地一片干涸，土地龟裂了，树叶疲软了，恒河的水位下降了，“这里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整个世界尝到了放纵情欲的恶果，一切都在焦渴中等待着生命之雨的降临。

荒原上的众生相既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象征，也是现代西方人精神衰败的象征。

诗人为我们展现的世界恶欲横流，善良泯灭，人们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放纵情欲，醉生梦死，智者冷眼旁观，却无能为力，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们无家可归。

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提醒我们:在一个丧失了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人的生存意义必然受到怀疑，人的出路也必然成为一个难以索解的困惑谜题。

在艾略特之前，许多人也都曾有过“荒原”似的感觉。

如19世纪中期的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把他生活的环境称为“比极地更荒凉的不毛之地”，“企求上帝的怜悯/让我走出这个地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尼采，公然宣称“上帝死了”，更宜告了一个传统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大断裂与大崩溃。

而艾略特的荒原意识则有着20世纪初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方面他代表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彻底绝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与现代社会、现代人在心理上的严峻对立。

艾略特的这种绝望情绪针对的是这个社会整体而非局部，他认为即便是个人的完美在这个死亡的世界中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与19世纪由对社会的某一部分失望而产生的幻灭情绪是不一样的。

这种绝望情绪从《荒原》一直延续下来。

艾略特与现代人、现代社会心理的严峻对立，表现在他的一种大无畏的诚实。

在他看来，现代人的精神就是一片荒芜，然而人们不敢正视它，因为那是令人不快的。

而艾略特却正视了它，所以他说这种正视是一种“可怕的真实”，“独特的诚实”，是整个世界阴谋反对的诚实。

虽然遭到反对，但是却可以惊醒世人，拯救荒原，这就是“荒原”的真谛。

“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个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艾略特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保守的，但他却是真正的诚实，敢于把这个世界的萎缩价值真实表现出来。

他惊心动魄的画面表现了人类天真意识的解体，使人们不再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而是开始正视这种危机，并努力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