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成功原因新探

《申报》成功原因新探

郑琛琛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郑琛琛（1984—），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新闻发展史。

[内容摘要]《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其成功原因的探讨已有很多，但还不够充分。本文选取进入二十世纪后《申报》如何从上海地区的同业竞争中获益为出发点，以《时报》对《申报》的影响为例，从《时报》的新闻业务改革对《申报》的启示、两报间的人员流动以及两报间的消长关系三个方面入手，重新探讨了《申报》的成功原因。

[关键词] 《申报》；《时报》；同业竞争

《申报》是我国近代社会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是英籍商人美查在1872年4月30日创办的，由清末至民国，直到1949年停刊，运行长达77年，报史悠久。其中以史量才主持的22年间最为鼎盛。那么，史量才手中的《申报》何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呢？

首先，史量才接管之前，《申报》影响力已有40年的积累。《申报》在美查主持时期，确定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办报方针，不断借鉴工商企业的管理经验，发展迅速，为今后的逐步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2年史量才购进《申报》后，经营有方，又使《申报》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继承了美查企业化的经营管理理念，视广告和发行为其生命线，不遗余力地改进发行，开拓广告，并重金引进先进技术，建造新馆址，使报馆赢利大幅上升。史量才还深谙人才的驾驭之道，使《申报》人才之盛位居各报之首。同时，史量才时期的《申报》恰好处在上海地区近代报业大发展的潮流中。此时国内党派林立、争斗激烈、国际政坛也同样风云多变，这都大大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而上海正是国内外重要新闻信息的集中地，“发行满足人们新闻需求的大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1]同时，一战爆发后，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的民族资本得以迅速发展，作为发展中心地上海因而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样一来，各报馆不但有了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拥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这些政治及经济因素的推动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坛呈现出繁盛景象，《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民营媒体均有了长足的发展，纷纷跻身于企业化大报的行列。此时，各同业报纸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激发，例如，《申报》创办《星期增刊》、《常识增刊》后不久，《新闻报》便效仿创办了《新新闻》和《新知识》。当然，“新闻报也有领导《申报》的地方”[2]，其《经济新闻》及《教育新闻》专栏均领先于《申报》，办得很有特色。在这种同业间的相互激发中，各个报馆都有获取了不少营养，其中，《申报》受益最多。

本文即以《时报》为例，力求探讨《申报》成功的原因中《时报》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此项因素之前虽也有所提及，但还不够充分。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地区每隔10年左右便诞生一份大报，《申报》创办32年后，《时报》也出现在望平街上。这两家民营媒体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有业务改革上的取长补短，也有报馆工作人员间的流动，其中，尤以《时报》对《申报》的影响为甚。《时报》“独创体裁、不随流俗”的改革意识给了《申报》很大启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也正是在《时报》与新闻媒体结缘。史量才接管后的《申报》能迅速地发展壮大，与早期《时报》高水平的基础有着密切关系。

一、《时报》创刊时《申报》之情形

《时报》创刊于1904年6月12日，正值望平街上的“老爷报”——《申报》暮气已深之时。1889年美查回国后，《申报》即由董事挨波诺脱（E. O. Abuthnot，履泰洋行经理）主持，以席子眉（裕祺）为买办，黄式权（协埙）为主笔，“此后《申报》极为保守，读者以官绅为主，特重科举与士绅新闻，致内容及版面均不求改进。”[3]1894年甲午战争后，新的报纸相继产生，“精神形式，力求更新，以促世人注意，独有《申报》仍坚守旧时态度”[4]，尤其戊戌政变后，“康、梁遁逃海外，清慈禧太后怒之甚深，政府诸公因求媚慈禧之故，不得不将顺其意。主笔政

者因为迎合政府诸公之故，更不得不附和其词”[5]，从而使报纸的方向逐渐背离了人心所向，发行数量急剧下降，从过去最盛时的近万份下跌1904年时六、七千份。据1907年《申报》主笔伍特公回忆，当时“沪上各报之主义亦随风气而变易。独本报（申报）则固步自封，力排新学。犹忆余在校课余入阅览室时，各报辄一纸而数人聚阅，独《申报》常被闲置案上，苟有因老同学，辄以顽固、腐败等名词诋之。”[6]

而创办之初的《时报》却正与《申报》情形相反。《时报》原是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设计创办的政党报纸，欲将其视为自己在国内的重要喉舌，“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所撰述”，“初办时所登论说，亦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7]。而后因对康、梁保皇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而与其关系渐远，转为锐意推行新闻业务改革。其创办人狄楚青曾表示：“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8]。《时报》创刊后，立即鹊誉四起，吸引了大批知识界人士眼球。胡适曾在《十七年的回顾》中这样评价《时报》：“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时报》的崛起对于《申报》无疑是个很大的刺激，看着自己被《时报》抢去的销路和一落千丈的广告收入，美查股份公司董事长埃皮斯脱终于意识到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二、《时报》对《申报》1905年改革之影响

1905年2月7日，《申报》在第一版发表《本馆整顿报务举例》，正式宣布更新报纸宗旨为：“世界进化，理想日新，无不袭故蹈常，不敢饰邪荧众”[9]。随后几年，《申报》接连进行了几次大的业务改革，在具体的措施上也是博取《时报》之长，包括改良版式、多用专电、改变言论政策、增加副刊等等。“简单说来，《时报》的贡献，是在十七年前发起了几件重要的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故后来的报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的变成中国日报不可少的制度了。”[10]

1、报刊形式方面的影响

《时报》创刊以前，报与刊都采用书本式，无甚区别，“至《时报》始废弃书本形式，而形式上发生一大变迁”

[11]。《时报》首创了今天这种“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使报与刊得以区分。在版面编排上，《时报》“务求显醒”，实行分栏设目，“如论说、谕旨、电报及紧要新闻，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读者开卷即见，不劳探索。其记载本国新闻以地别之；外国新闻，以国别之”。字体“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字模及各种圈点符号，俱行置备。其最要紧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论说批评中之主眼，新闻中之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12]

而《申报》的改革也是从刊式入手，吸纳了《时报》编辑方针中的先进之处，接连几次对过去“标题与正文字体大小一样，工、农、商、文和社会新闻均混编在一起”的老版式进行改革。据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记载，“二十世纪初，《申报》在版面及篇幅方面，均有改进。1905年，采用分栏编辑法，新闻分类编辑。1907年，改良圈点法，以便利阅读。同年篇幅增为三大张，翌年增为四大张。1910年1月25日，由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以白报纸代替油光纸。版式乃成现代报纸之形式。”[13]

2、评论文章的影响

创办“时评”专栏是《时报》创刊时的大手笔之一。最初在清政府“不准议论政事、不准臧否人物”[14]的禁令下，是没有评论的。后来禁令被解除，各报的评论文章又无法避免八股之味，“‘论说’比较芜杂,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确立新闻评论的品格”[15]，很难激起读者的兴趣。当时《申报》所登载的评论文章也正是这样，往往不痛不痒，陈词滥调，被称为“报章八股”。而《时报》的时评却短小精悍，特色鲜明，该报三个新闻编辑均有自己负责的评论专栏：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要闻；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外埠新闻；雷奋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新闻。每篇评论均紧密结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篇幅短，时效性强。特别是陈景韩的短评，笔锋老辣犀利，见解独到深刻，“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人多许”[16]。各报见到《时报》的短评很受读者欢迎，都纷纷效法，于是短评风行一时，取代了“论说”的地位，“从此开创了中国报纸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17]为了扭转其论说文的背离人心所向的局势，《申报》也“改变言论政策，赞同变法维新，选刊有关时事投稿”。

[18]改革后，《申报》效仿《时报》开辟“申评”专栏，且每篇评论的字数被减少到一千字以内，与时事无关的文章均被剔除。若遇到重要事情或紧急情况，同一天内有时还会刊登两篇评论。改革前的论说文中称颂慈禧太后大骂康梁的词句也都变成了支持维新变法的言辞，改革后的第一篇评论《述东瀛渡岁之感》便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饮冰室主人的话，为康梁平反，表示与以前视康梁为乱臣贼子的态度划清界线。[19]随后，《新闻报》创办了“新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