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法理学的研究重点

当前我国法理学的研究重点摘要：当前我国上下正进行着有史以来最激烈、最全面的改革，我国法学也正快速发展，为改革大业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但是现今法学的理论研究偏弱，创新不足，又缺乏个性，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有必要对我国法理学这一学科进行重构。

当然，重构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尤其重要和迫切的是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讨论前者，因为只有把前一问题解决了，才能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才能为我国法理学的研究确立恰当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法理学研究范围法治法制一、什么是法理学关于法理学的定性问题，国内存在的两种观点基本是围绕着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是结合论，一是分离论。

张文显先生认为两者应是结合的，他说：“作为法学体系中最具抽象性的组成部分，法哲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作为一门应用哲学，法哲学提供了对法的一般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上述意义上的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个交互使用并可以互相代替的概念。

”[1]而章戎老师则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法哲学从法的本质现象的观念出发，以事物的本体论为其实在内容……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给人予理想和信仰的启迪”“相比之下法理学则多以法的现象为内容，从而为现行法制和法治提供具体指导和专业论据。

”[2]笔者认为，学科划分的依据应是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严格意义上，法理学与法哲学应是两个学科，原因如下：（1）在19世纪之前，法学与哲学、政治学或宗教是混为一体的，19世纪之后，法理学被奥斯丁从其它学科分离出来；（2）法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法的本质及其表现，法理学则主要研究法的概念、原理及其运行；（3）法哲学是以哲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法，本质上是一门应用哲学，而法理学则直接服务于法律的应用，不可能做大量的形而上的讨论。

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两个学科交叉甚多，以致许多学者将它们看做一体。

笔者认为，在坚持两个学科本质不同的前提下，应把它们看做一个大的法理学体系，或者说广义的法理学，两者的研究对象都被包含在本文所讨论的法理学的研究范围。

二、法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围就国内的法理学教材来看，它们的研究范围是大体相同的。

如沈宗灵老先生《法理学》一书的体系为：法的一般原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制定，法的实施及其它。

其中法的一般原理包括了法的概念，法与正义、利益，法的作用，法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法等问题。

[3]张文显先生的《法理学》的体系则是：法是什么？法应当是什么？法在人类历史上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行的？法与社会其它方面是如何相互作用的？[4]其它法理学教材与此也大同小异，基本涵盖了西方法学流派的主要研究方面。

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法理学非常类似于西方的综合法学，这个法学派试图“消除各个学派或模糊各个学派的界限，用一种综合法理学把各学派的有效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实践价值集中起来，创造出一个‘适当的法理学’。

”[5]但是综合法理学在西方并不属于主流法学派。

我国法理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该学科在我国正处于成长阶段，独创性不强，又全盘引进西方理论。

在引进西方理论过程中，大部分国内学者并没有考察我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也没有根据现实情况深入思考，所以我国的法理学主要是起到了介绍和重述西方法理学的作用，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法学派。

我们现在看到的法理学的研究范围是西方几大法学派研究范围的总和，也包括了法理学和法哲学两门课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法的概念和本质；（2）法的要素；（3）法的渊源和体系；（4）法的效力和作用；（5）法的运行；（6）法律关系；（7）法律方法；（8）法的价值；（9）法的起源和发展；（10）法与其它社会因素的关系。

三、当前我国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重点上述内容主要在于弄清楚现实中我国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以下是为了确定当前我国法理学的应该的研究范围及其重点。

要达到目的，就必须确立一个标准，以此来决定哪些是我们当前的研究对象，哪些不是。

这个标准是不容易确立的，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但在此必须予以明述。

这个标准的确立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摆脱旧有不良思想的影响，为着现实的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科学的精神。

故笔者提出以下标准：凡作为我国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有助于创新理论和创立学派，有助于保持中华法制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有助于促进法治建设和形成法治意识，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当前我国法理学应坚持其基本研究范围；其次，依以上标准强调其基本研究范围的某些方面；第三，亦依上述标准，应对现实和新情况，创新理论。

（一）基本研究范围中的几个重点（1）法学的哲学基础任何学派的法学理论总是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构成学派间的根本理论区别。

法学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突出表现为哲学上的变化发展总会影响到法学的面貌，并且改变着法学的研究方法，由此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和消失。

法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法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法哲学是对法的一般基础的哲学思考，所以也有学者说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应用分支。

故笔者认为，没有哲学支撑的法学或法学派，永远不能深入长久地开展研究，永远不能对所有问题自圆其说，永远不能把研究成果整合一体。

（2）法的概念和本质在基本研究范围中，我国法理学首先应予以强调的是法的概念和本质，因为这个方面直接制约着其它理论的展开。

我们对法的本体的探讨是较少的，基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

但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我们对法的认识没有完全把握住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理解或者说原意，即我们长期坚持的理论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法学中的糟粕。

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言论，例如章戎老师着重提到：“卡尔·马克思认为：法应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

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

”[6]（3）法的渊源“法的渊源”这个概念完全是西方法学理论中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而且其中蕴涵了深刻的西方哲学思想。

我们用汉语表达这个概念，容易引起歧义，且就这个术语来讲，并不能准确表达法律渊源的内涵。

例如张文显先生就特别提到了法的形式和法的渊源的界分，并把区分两者的标准定为是否是法存在的已然或未然状态。

[7]所以有必要对法的渊源的内涵及其与其它概念的区分深入探讨。

另外，法的渊源的内涵包括很多方面，“法的渊源”这个术语并不能完全表达它，有必要另择术语代替之。

（4）法的运行法的运行包括了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治等多个方面，在这方面我国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所以是法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如关于立法的问题，2000年7月1日通过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包括“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而直到2003年国务院才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

关于司法，近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有三位院长“落马”，而从笔者的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香港最近十几年司法腐败的案子仅有一例。

就法律监督而言，对宪法审查、社会监督等的探讨一直持续不断，而且此一方面我国没有完善的立法来规制。

关于法治，我们的研究除了澄清法治的内涵及其与法制的关系外，应加强对西方法治的介绍和宣传。

首先，我国没有类似西方的法治传统，又缺乏对西方历史的了解，所以包括很多学者在内都不了解法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其次，非学者的一般人对法治更不了解，特别是公务员和法律工作者中对之详明的也非多数，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怎样宣传法治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5）法与道德的关系未对西方历史深入研究者会认为中国古代是德治，西方是法治，其实西方法治的实质就是德治，他们法治的成功是德治的成功。

现在，我国上下总是将法治与德治并提，倡法治而贬德治，这样理解德法关系很容易导致我们又回到“严刑峻法”、“依法制人制民”的老路上去。

我们所倡导的应该是法与德不分家或者说法与德为一体的治理模式，所以有必要对法与道德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6）法律职业及其意识形态社会中的相关群体形成了法律职业，凝聚他们或者说这个职业的核心要素即是其共同的意识形态，具体应包括思维方式、道德、心理状态、习惯等。

对此研究有助于这个职业群体的培养和约束，促进其独立性，以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当前我国法律职业的突出问题是专业性和独立性不强、缺乏共同的信仰、职业道德匮乏、法律知识肤浅等。

（二）新情况中的几个重点（7）我国当前的法制状况这是我们法理学的当务之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实然的法的研究是我们所有研究的基础。

现在我国的法制状况比较复杂，传统理念仍在起作用，输入的外国法制文明与本土情况不甚相符，排斥效应比较明显。

所以必须把情况调查清楚，再在理论上做出清晰的解释。

（8）中西法制文明精神及其比较清末到民国，我国法制发展是继承和移植并举；建国后，我们将以前所有的法律制度全部推翻，大量移植苏联的法律文化；改革开放掀起了法制发展的新篇章，但这一时期我们从理论到实践全盘吸收西方法制文明。

笔者认为，中华法制文明源远流长，不应该就这么全面丢弃，应该对其做深入研究，了解其精髓和糟粕。

同样，对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也应予以重视，特别是要理解其精神实质，以便于同中国的相比较。

只有对中西法制文明作以比较研究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理解法治建设在现实中的困境，才能提出应对之策。

当然，不需要对这类知识研究过深，因为它毕竟属于法制史学科，核心是必须把握好中西法制的精神实质及其差别。

（9）中西法理学特征及其比较我国原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理学，是移植西方的相关理论建设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移植的理论更是以几何倍数增长，国内学者对此并没有冷静处理，而是一概糅入我们的法理学体系，所以好似全国上下的学者都成了综合法学派的一员了。

但西方法学派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也各有方法、各有特点，独树一帜，所以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应加以着重研究。

通过中西法理学的比较，我国法理学应该寻求出路，体现出特色，不能亦步亦趋，要找出自己理论的立足点和研究方法，创立自己的几个法学派，重现百家争鸣之盛况。

（10）怎样在实践中糅合中西法制文明特别是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我国传统法制理念仍在西方法治外衣下顽强生存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例如民事诉讼中调解的大量存在、行政体制中官本位思想的泛滥等。

要剔除传统思想非一朝一夕且是不可取的，要确立西方法治理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我们应该探讨怎样在现实条件下将中西两种异质的法律文化有机糅合。

这样既能体现历史传统的延续，又能指明法制发展的方向，还能尊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糅合两者时，不能不分好坏的一概堆砌，而要注意去劣存优和避免排斥。

对此，笔者认为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来移植外国法制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思维——将中国的法制改造为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