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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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简析
作者:刘驰
来源:《经营管理者·下旬刊》2017年第10期
当前世界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全球治理正在被重新定义。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首次明确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交往,要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之上。当前的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的治理格局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这盘棋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世界治理模式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改善民生就是在这样的治理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何为民生?简而言之,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每个环节,关乎每个百姓的养老、住房、就业、上学等等。历年中央的政府报告中都会提到改善民生,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紧紧围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首次把社会治理放在与国家治理并列的层面: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概念: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我国的社会治理内涵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当前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多社会治理主体共治。
一、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系
共享单车的出现是解决老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使大众享受到共享经济所带来的果实,因此,共享单车的出现是一个民生的问题。但是它的出现又伴随着各种管理问题。比如北京的一位老人在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由于自行车刹车失灵,导致老人摔成重伤。共享单车所在企业给予老人一定赔偿,但老人不满意,将其告上法庭。再比如,共享单车的随意停放导致交通的堵塞等等,共享单车,其本身属于民生问题的范畴,最后演变成了社会问题引发各行业的关注与思考,该如何通过社会治理的改进与创新来提高民生。当前我国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均属于民生领域,这些问题均需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进行改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改善民生,但社会治理的创新的唯一目的并不是改善民生,还包括增强社会安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福利等等。
二、民生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和问题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的民生和社会治理“主要关节点在于四个坚持,即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和坚持源头治理”。
1.民生和社会治理的系统化问题。根据国家的相关的文件可以看出,系统化问题包括三方面党组织的系统化、机制的系统化、政府功能的系统化。党组织的系统化体现在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干部轮换现状是干一年,看一年,第三年等着别人来轮换的现象。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不作为大有存在。二是基础治理主体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体制机制不顺。三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缺位,比如养老金空账、医疗卫生保障不健全、教育方面等相关的公共产品服务缺位。
2.民生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问题。基层党组织权力不受制约,政府越位,仍然是人治思维、管理思维占主导,而不是法治思维、法理思维,未能做到依法行政行为。包括三点:一是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邓小平曾一针见血的说出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是目前我们国家权力结构的问题。二是给予公民应有的权利;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是民生的重要内容。
3.民生和社会治理综合施策的问题。综合施策的问题主要有山头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流民的问题、群聚的问题等等。首先山头主义和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1960年美国记者采访毛泽东问其人生最黑暗是什么时候?毛泽东说在1935年和张国焘的分裂,我们党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前途未卜的内战。党内类似的经验教训有很多。其次贫富差距扩大;三是流动人口加剧。纵观历史,流民的产生原因多为失地或失业造成,遂而发动流民起义,推翻现有王朝,比如李自成率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现代社会,我们国家的流动人口仍然持续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流动人口达到2.91亿。第四是突发性群体事件频繁发生。
4.民生和社会治理的源头问题。就源头问题我们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在一些领域的缺位,特别是政府对市场和社会无序过渡的干预。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的质量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为零,改革开放后至今,社会组织的数量达到六万多个。但其存在以及发挥的作用并不大,究其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干预过多,他们没有独立的财权、事权、人权,这些都限制社会组织更好的发展。
三、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1.理顺基层党政体制机制。
1.1加强基层党建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党建建设提供了多种方式。比如建立信息化党组织,利用手机、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来提高基层党建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进行社区党建,
打破原有的居委会党建的结构,进行资源重新调配与利用,充分发挥社区的党建作用。当前我们的基层党建的覆盖面还不足够完全,还有一些遗漏的边角地带,因此要加强区域化党建的建设,将所有的党建工作内容全部容纳进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目前笔者所在的地区吉林省就建立了一个手机APP E支部,将各个基层党组织归拢在这个软件内,通过手机完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对党员的管理,让一些流动党员很快找到自己的组织。再比如重庆的“楼宇党建”,以楼与楼为基点,建立党组织,这一方式针对脱离党组织的非公企业,加强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
1.2理顺基层体制机制。目前我们国内的做法有三种,分别是街道转社区、街道去职能、建立综合执法平台。比如,2014年上海取消了所辖的全部街道办的招商引资的职能,让这些街道办将更多精力在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方面的职能。宁波在街道办建立了一个综合行政执法平台,将需要调出有矛盾的各个单位纳入到这个平台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新整合,提高了办事效率。
2.制约权力与保护权利。
2.1加强基层协商民主。目前全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有自发性组织、官办协商以及发挥基层人大财政预算的职能进行民主协商的。比如吉林安图民意裁决团,相当于民众的非诉讼机构,由250个群众构成,矛盾双方进行自由辩论,由这250名群众随机产生的部分人員进行现场投票选择相应方式化解。而调解与辩论的过程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
2.2权力制衡。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就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去。在党的二大、六大、七大中都曾明确提出如何完善党内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的强调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问题,首先就要抓住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另外一方面,改变权力监督的方式,由过去的事后监督转变事前监督,更多的采用党员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红红脸、出出汗进行自我权力的监督。
3.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流动。
3.1打破山头主义。打破山头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度反腐,完善民主制度的建设。拒绝小团体利益集团的出现。实现权力的制衡
3.2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增加社会分红、提高社会福利是必要的手段。截止到2016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仍4千多万,如果到了2020年要一个不落下,说明我们在精准扶贫道路上任务十分艰巨。习总书记曾说过,搞精准扶贫要下一份绣花功夫。什么是绣花功夫?要因地制宜,了解每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帮助他们的脱贫。目前多地政府已经着手实施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