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作。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曾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馀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此书推崇《说文》未免太过，但若换一角度，或许并不为过。

《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专著，是我国第一部形音义兼释的字典，它首创部首分类的编排体制，第一次把六书理论同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

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说：“从全世界的范围考察，《说文》也是出现最早的、系统合于科学精神的、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

”[1] 《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它的深入研究，尤为必要，以下便是对《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价值的界定。

一、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字书就已经出现。

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宣王所作《史籀》15篇（即后代的《史籀篇》）是最早的一部字书。

在《说文》之前，《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这些文字学著作均已出现。

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篇》（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四篇。

在众多文字学著作中，《说文》何以倍受关注且泽被深远呢？可以说这与许慎的正确文字观，尤其是与他对文字的系统性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早期的字书，类似于近代的《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孩童启蒙识字的教科书，被编辑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课本形式，便于记忆和诵读，然而其缺点亦很明显。

由于这些字书仅是罗列和堆砌单字，无顺序和规律可言，既不便于检索，又未作任何解说和阐释，因而被世人称作“杂字书”。

这种“杂字书”在文字学史上无甚价值。

许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其系统的文字学观点克服了上述“杂字书”的诸多缺陷。

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六书”理论和他首创的540部分类体制上。

许慎第一次把“六书”理论与汉字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所有的汉字，按其形体结构，都可以归并到“六书”中的任何一类之下，因此他解说文字是按“六书”系统进行的。

至于《说文》中的每一个字，许慎则把它们安排在他独创的540个部首之下，而540个部首的顺序，则是依照形体关系加以排列的，即所谓的“据形系联”。

把文字分部归类是许慎的首创。

这样，不仅9000多个字不再是一盘散沙，就连540个部首也是有条理的了。

可见，无论从文字的形体结构，还是从各个字在《说文》中的编排来看，许慎都是把各个汉字置于一定的类别中去的，这充分体现了许慎的系统性思想。

正是由于许慎能把其文字的系统观理论有效地用之于文字解析，加之他掌握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及其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才使得《说文》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

《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许慎540部的创立，意义十分重大。

一方面，它较好地解决了统摄所有汉字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它首创部首检字法，开了文字学、字典学之先河。

部首
检字法这种字典编纂体制，较之《说文》之前的《三苍》式、《尔雅》等字书的体例，有很大的优越性。

后代较为重要的字书，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等的《类篇》等，基本上承袭了《说文》的编排形式。

明清以后的字书，如梅膺祚的《字汇》、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字书，多依据通行汉字的形体结构。

对《说文》部首有所简化、改革，字的归部也由严格依照文字学原则改为适合一般群众的检字法原则。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编制仍然属于部首检字法一系的，从源流上看，仍然取法于《说文》，不过是对《说文》编纂体制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至于专门领域（如古文字）的文字字书，如今大多仍因袭许慎“据形系联”的部首格局，由此足见《说文》部首检字法编纂体制的强大生命力。

二、训诂学、词汇学价值
由于《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这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文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

北齐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著书往往引以为证。

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颜氏家训·书证》）的确，《说文》中的训释，其保留古义者至多，解释古籍时往往用得着它。

如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医经方·十一脉灸经》第二种（甲本）中有“肩以（似）脱，臑以（似）折。

是肩脉主治”等语，说的是肩脉所主治的症状。

这个“臑”，或以为“羊豕之臂”，或以为“牲畜的前肢”，说者纷纭。

陆宗达先生引《说文》说：“臑，臂羊矢出。

”是说臂上的羊矢穴。

后来引申，也叫臂为臑。

用这种解释去读《医经方》，直接而准确。

《说文》解释的一般都是本义，所以，它又为我们从认识本义入手，进而考察其词义系统提供了依据。

我们知道，多义词的义项常有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之分。

掌握了一个词的本义，其它诸多引申义也就很容易掌握了。

这就是所谓“一领挈而全裘振，一纲举而万目张”。

以“本”为例。

《说文》：“木下曰本。

从木，一在其下。

”徐锴曰：“一，记其处也。

” “本”本指草本的根，如《国语·晋语一》：“伐木不自本，必复生。

”引申为草木记数单位，如《荀子·富国》：“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

”又引申为树木的根基、主体或原本，如《论语·学而》：“君子务本。

”《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以之为主，又引申为执掌，如《汉书·爰盎传》：“是时绛候为太尉，本兵柄。

”以之为原本，故又引申为根据，如《周易·乾》：“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

三、音韵学价值
《说文》通过形声系统，通过读若，以及声训、假借、重文、联绵词等等，提供了大量上古语音材料。

清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说文》所提供的语音材料。

下面我们着重对《说文》的形声系统做详细论述。

《说文》所收9353个字中，形声字占7697个之多。

对于形声字的注音，《说文》大体上采用“从某，某声”
的方法。

“某声”就是一般所说的谐声偏旁（简称“谐声”），它是研究上古音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正如李恕豪所说：“使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韵，除了能够与利用韵文的押韵材料所归纳出来的韵部互相印证之外，还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由于在上古韵文中能作韵脚的字有限，有些本属同一韵部的字就可能系联不上，通过《说文》的谐声偏旁可以重新把他们联系起来。

第二，通过《说文》的谐声偏旁可以确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韵脚的字所属的韵部。

”[2]在充分认识到《说文》音韵学价值的基础上，段玉裁把对《说文》谐声系统的分析整理同先秦的押韵情况相结合，著出《六书音韵表》，考订古韵17部，终使古韵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其后，严可均的《说文声类》，姚文田的《说文声系》、苗夔的《说文声读表》、张惠言的《说文谐声谱》、张行孚的《说文审音》、江有诰的《二十一部谐声表》以及朱骏声、孔广森的古韵18部，章太炎的古韵23部，黄侃的28部说等，分别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另外，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也有依靠谐声系统的双声关系来研究古汉语声类的，如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论断，章太炎的“娘日归泥”等说都在《说文》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今之学者，仍然把《说文》的谐声看成是研究上古音韵价值最高的材料之一。

四、考释古文字的津梁
《说文》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 [3]首先，它收录小篆9000余个，可谓是保存秦代小篆的最完整的字典。

小篆的形体上承甲金古籀，下开隶体楷体，后人要根据古隶和楷书去探讨甲金古籀，就一定要经过小篆这个桥梁。

其次，在《说文》产生的年代里，学者能见到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说文》则收录并与小篆对照解释了东汉以前例代古文、籀文计700余字，这大概是历史上对小篆以前古文字的第一次大搜集、大整理。

这对考释古文字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随着殷墟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简帛书、古玺等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说文》的重要作用愈发超出以往人们的估计。

现在看来，《说文》不仅系统保存了古汉字阶段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字形，而且其解说与征引，为古文字考释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依据，《说文》有些字头和字说虽不见于传世文献，却见于出土古文字资料，并能够得到较好的印证，所见到的古文字原始材料和考释成果，又可以用以修正《说文》的不足与缺陷。

《说文》和古文字，二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古文字学如今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都可看作是《说文》直接帮助和间接启发的结果。

运用《说文》帮助释读古文字，例子较多，现略举一例。

《说文》七上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籀文以鼎为贞”；三下卜部：“贞，卜问也。

……一曰鼎省声。

”此引据大徐本。

小徐本鼎下还有“古文以贞为鼎”句。

许慎认为古以贞为鼎，以鼎为贞，小篆贞字从鼎省声，都是言之有据的，可是这种说法却难在传世的典籍中得到印证。

今唯于殷墟卜辞中发现有鼎字，屡见同音假为贞卜之“贞”，西周甲骨卜辞中见有从卜鼎声的贞字，而在
周代铭文材料里，这个从鼎的“贞”则又通常借为鼎字，古时贞、鼎二字的用法及其字形关系正由于《说文》之引线而得以证实。

五、规范、统一汉字的重要工具
汉字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演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加以规范、趋于统一的过程。

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字，看起来还比较统一，但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使用的文字及其书写形式，则自成系统，很不一致。

秦并六国后，文字混用现象日渐突出，据载当时的汉字有八种不同的写法。

鉴于当时文字形体不规范的情形，秦始皇推出“书同文”政策，以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然秦只统制了十四年，而文字统一规划工作很难一蹙而蹴，这就使得这种文字书写不规范的状况一直波及到古今文字交接过渡的两汉。

如出土所见汉初的帛书简策，文字写法仍然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书体结构或袭战国文字遗风，至于《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不可胜数。

这说明秦王朝的书同文，对于民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汉代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状况，则亟待进行统一和规范化工作。

汉代的三苍式识字书以及平帝时的未央廷讲字、汉末的《熹平石经》等受官方支持的活动，对当时汉字的规范，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全面地系统地整理文字、长远地对文字的统一规范产生广泛影响的，还只能是许慎的《说文》。

《说文》的字形结构分析首先规范了小篆，从此以后，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文字系统，汉字的运用才逐步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而汉字隶楷形体的演变，也明显受到了《说文》的影响。

汉世以后，许多朝代都曾把《说文》作为规范、统一文字的重要工具。

唐代以后，开科取士，《说文》被列为必试科目，选举中设“明字”科，国子监又设书学博士，这些行政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说文》在实现文字统一方面的作用。

由唐迄今，千余年来，中国的文字形体一直比较稳定，其中《说文》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六、语源研究的重要著作
“《说文》释义中关于语源的揭示以及分析形体结构时对形声字（含会意兼形声字）的说解，都为我们提供了语源研究的重要依据。

”[4]所谓“关于语源的揭示”，是指以声训形式出现的、以探求语源意义或语转轨迹为目的的释义方法，同义词或近义词相训是其常见形式。

徐超曾撰《说文声训谱》，收例几逾两千，今举“示”部字以明其例：
礼，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

禛，以真受福也。

禘，谛祭也。

祫，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

襘，会福祭也。

祳，社肉，盛之蜃，故谓之祳。

祸，害也。

上述诸例中，“礼”“履”双声叠韵，“禛”从“真”声，“禘”“谛”同从帝声，“祫”从“合”声，“襘”从“会”声，“祳”“蜃”同从“辰”声，“祸”“害”双声叠韵。

由以上例子可清楚地看到：1.《说文》中此类例子很多；2.从“社肉，盛之蜃，故谓之祳”这样的说解语来看，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是许慎主观有意识地运用，也就是说，这些解释词与被解释词之间的语音关系，至少并不都是偶然巧合；3.解释词与被解释词一般表现为同源词。

这是词语派生和语音流变后在形音义上的反映，许慎的解释和认识，反映了语词派生的一般规律。

这是许慎和《说文》的又一伟大之处。

应当承认，许慎既然在《说文》释义上屡次运用声符字或同声符字去解释被解释字，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他对形声字的分析是别有会心的。

前文所列《示部》诸字以音同或音近字相训以求语源的例子中，“祰”“祠”“禘”等字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下面我们再举《马部》中的几个例字：
骐，马青骊文如博棋也。

騢，马赤白杂毛。

从马叚声，谓色似鰕鱼也。

駧，驰马洞去也。

驯，马顺也。

以上各例中，都是明言的形声字，其说解语中有一个字同被解释字在形、音、义方面有密切关系，如“骐”与“棋”，“騢”与“鰕”，“駧”与“洞”，“驯”与“顺”，这种关系显然是许慎已经认识到了的。

也就是说，许慎是在自觉地运用这种训释方式，其目的在于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同源关系。

虽然许慎在《说文》中揭示的语源关系的确切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他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另外他也为我们研究语源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此外，《说文》提供的重文、读若和其他说解，在客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探求语源的线索。

可见，《说文》的价值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发现和总结。

参考文献：
[1]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3.
[3]许慎.说文解字·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徐超.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乔智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