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民族主义话语既是想象性的，更是建构性的，而这些剧作如何通过对英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性叙事，参与并协助英国由君主国蜕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性功能，值得探讨。本文力图还原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文本生成和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其如何想象英国国族，又如何使文本性的戏剧参与并促成了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中世纪末期以前的西欧还仅仅一个封建体制下的宗教共同体。人们一方面认同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宗教普世主义观点，表现出同属*教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又认同具体的封建领地或庄园，奉行所谓地方主义。民族意识被一种封建地方主义和宗教世界主义观点所压制或遮蔽，无法产生对于无形的民族或抽象的国家的认同。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出现必须等待以普世的宗教理想与世俗的地方主义相结合的宗教共同体以及一种神圣的共同语言、文字（拉丁文）的衰落。这种衰落既是民族与国家产生的原因，也是民族主义兴盛造成的结果。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是被印刷资本主义催生的、填补因君主制和普遍性宗教衰弱而留下的空间的“想象的共同体”。

16世纪的最后十年，莎士比亚开始创作并搬演一系列为英格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剧。剧作对国族想象与注重的重心或许发生过某种变化，但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抒写英格兰国族独特与伟大的内在*却是一以贯之的。剧作家写作历史剧与社会各阶层观看历史剧的热情至少延续到了下一世纪初，莎士比亚在1612年创作的《亨利八世》中民族主义*明显减弱了，这恰好从文学文本的建构性层面上支持了历史学家们对于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大致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判断；因为至伊丽莎白朝结束时，英格兰的国族建构已经基本完成。一如格林菲尔德所言：“到1600年，在英格兰事

实上出现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所以事实上也就出现了一个新地缘政治实体，即民族。它被视为由自由平等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格林菲尔德3）

莎士比亚以英国编年史为素材，在16世纪末以几乎每年一部的速度完成了除《亨利八世》（1612）外的10部反映英国历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剧作。它们为当时渴望了解自己民族历史苦难与辉煌的英格兰人展示了英国自中世纪的1199年至1547年间五个王朝三个多世纪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兴亡史，凭借生动有力的戏剧话语协助英格兰人想象自己的过去，还原民族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连续性的历史记忆。它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充满主观情绪与想象的文学叙事和民族叙事。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指出，民族主义论述的核心是“企图……将民族概念打造成持续前进的民族叙事。”（史宾赛&沃曼75）莎士比亚为其历史剧的民族国家叙事设计了多重想象的策略与方法，如：强化宗教独立意识、展示民族语言的自觉与自信、借矮化异族“他者”以崇高化自我、正面形塑英格兰超越性国族形象等，使其艺术性的历史剧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重要的“象征性资本”，催生了英格兰国族。

一

宗教独立是民族独立的前奏。在漫长的中世纪，*教的普世性质掩盖了人们的民族差异，但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西欧君主国实力的增强，其摆脱罗马教廷桎梏的*和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与欧洲大陆隔着一条英吉利海峡，英格兰与教廷之间离心力的产生又具有地利之便，使二者之间的分离能够早于其他地区。体现在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中，即有诸多表现英国与教皇、教廷之间龃龉的情节和内容。

亨利八世开始公然向代表教皇的罗马主教表达内心的不满：“我厌恶罗马教廷这种拖延懒散的作风和这套把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7）》：55）红衣主教伍尔习勾结教皇、搜刮财产，罪行暴露之后，贵族们列举了多条关于他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直接关乎世俗君主亨利与教皇之间财富和权力针锋相对的关系。其意涵是：不

能够教皇代表的身份损害国内主教的权利；在世俗的王国之内，不是主教而是君王才是代表国家的*；不能因为罗马教皇国的利益而破坏以国王为象征的王国权益。

《约翰王》中，米兰主教潘杜尔夫奉教皇英诺森之命质问约翰王对教会、圣母的蔑视，却反被约翰王斥责：“哪一个地上的名字能够向一个不受任何*的神圣的君王提出质难？主教，你不能提出一个比教皇更卑劣猥琐荒谬的名字来要求我答复他的询问。……从英格兰的嘴里，再告诉他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意大利的教士能够在我们的领土之内抽取捐税；在上帝的监临之下，我是的元首，凭借主宰一切的上帝所给与我的权力，我能够独自统治我的国土，无须凡人的协助。你就把对教皇和他篡窃的权力的崇敬放在一边，这样告诉他吧！”（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4）》：247）一个13世纪的国王完全用宗教改革之后甚至是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流行的口吻、用语和观点表达对教皇、教会的训斥，直陈世俗君王是国家元首，能够独自统治自己的国土，展示民族国家的*和独立意识。即使这完全不符合所谓“历史真实”；却恰恰表达了莎士比亚时代渐成主流的民族意识和情绪。

在英格兰与罗马教皇国的关系，英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真正的分离始于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他反叛罗马教廷表面上是因为教皇不允其与信仰天主教的妻子离婚，实质上则是英格兰与教皇国之间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也是英国人同外国势力之间*的反映。为了捍卫王国的独立与自主，亨利八世召集了议会，于1533年通过“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表述了“主权国家”与“君权神授”的观点。1534年，通过“法案”确立了英国国王至高无上的世俗统治权和宗教管辖权。这个系列前所未有的法令，规定国王是英国的主宰，国内所有世俗和宗教的权利都是他赐予的。英国国教会“在尘世惟一的首脑”不是教皇而是君王。伊丽莎白朝初始，国会于1559年恢复了阿立甘宗的国教地位，通过了“国王为教会的权力法案”，取消教皇的权力，进一步切断了英国与教皇的联系，确立了英格兰之于罗马教皇国之间完全独立之关系。1578年，伦敦主教艾尔默说：“我不信任上帝，只信任王上。王上是上帝的副手，所以是我的另一个上帝。”（王联41-42）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