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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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浅论魏晋南北朝
文学之“人的觉醒”
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09级
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二〇一一年八月
浅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人的觉醒”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治教化性明显减弱,文学成了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的个人行为。我以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学从上古到中古第一段个性化最集中的表现时期,这种个性化以人为主题,这时期的文学对自身独特审美价值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呈现出与前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发展状态,简单概括的说就是“人的觉醒”。
关键词:“人的觉醒”、“人的觉醒”的文学表现、“人的觉醒”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治教化性明显减弱,文学成了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的个人行为。我以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学从上古到中古第一段个性化最集中的表现时期,这种个性化以人为主题,这时期的文学对自身独特审美价值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呈现出与前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发展状态,简单概括的说就是“人的觉醒”。本文要浅谈的就是这种“人的觉醒”在文学中的表现、出现的原因以及这种“人的觉醒”在文学上的影响和意义。
在魏晋以前文学受到极大的束缚,从远古歌谣和神话开始到汉赋,文学基本上是不以人为主题,不以人为中心的,而其中的大多是从属于政治文艺的。从远古的图腾歌舞、巫术礼仪到殷周鼎革之际由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建构而成的礼乐系统①,到春秋诸子百家的史作兵书和治国之道,再到秦汉的石刻碑文、政治社会骚赋,文学可以说基本上是从属于政治的。虽然孔孟儒道关乎人生领悟,道德与生命以及人格等等,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但是孔门仁学是以周礼为基以维护礼仪为准的,而孟子的理论多是以治国之道为论的,所谓的道德礼仪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孔门之道从一定层面说更多的是压制和束缚人性的;虽然文学发展到汉赋多有状物写景之作,但此类文学多是单纯的状物和写景,多以景物的雄劲壮阔、气势宏大、琳琅满目而凸显的“繁多”、“雄壮”、“华美”为审美标准,很少有单纯以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的作品。文学从原始图腾崇拜,从祭神祭天一路发展过来,舍弃了原始的那种狂热激昂的情感宣泄和感官痛快,发展到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也就是当时的政治)②,理性一步一步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时代便发展到了以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
感的时代文学特性。魏晋之前当然也不缺乏以个人情感为主的文学,但是毕竟寥寥,其中当以属屈原和庄周为代表了,而屈庄文学恰恰给魏晋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其文学的渊源,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也可以说是屈庄文学的一种发展和超越。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这种发展和超越,华夏文学才会有更辉煌灿烂的成就,也才会更有现实意义和深刻意蕴和内涵,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到“太康文学”到“玄言山水”到“永明体”到南北文风的交流融合,近四百年的酝酿,相当可观的文学成就,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积淀就不会有唐诗的高潮,也就不会有唐宋文学的全面繁荣和进一步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人的自觉”在文学中的体现:
那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这种“人的觉醒”究竟怎么体现的呢?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人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魏晋时期,也就是说体现在“魏晋风度”上,当然在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依然体现着“人的觉醒”,比如说谢灵运、江淹、鲍照、徐陵、庾信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明显的看出这种“人的觉醒”,以江淹为例,“若华想无慰,忧至定伤年。”(《秋至怀归诗》)“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别赋》)“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恨赋》)等等,都无不在抒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抒发着个人情感。再以庾信为例,“胡笳落泪曲,羗笛断肠歌”(《拟咏怀》其七)“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其十八),也明显的透漏出失意之悲,韶华流逝,人生之叹,这是庾信其人生经历的生命体验。然而就文学作品来看更为集中的是在魏晋时期,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经历了转折。这个时期与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发展巩固相适应的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沿袭、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战乱频频,社会极具动乱,这一时期两汉经学的崩溃,正如李泽厚认为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③在这种新的观念体系下,思想再一次大解放,魏晋自然成了寻找和建立思想理论的解放过程。而这种解放的过程中反映在文艺美学最基本地美学特征便是“人的觉醒”,于是乎这时期的文学再抒发对世事、时事等等的咏叹中,直抒胸臆,大发感慨,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
七子”到“竹林七贤”到陶渊明无时无刻不在抒发一种对生死存亡,人生无常的感慨和悲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飘尘”(《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处一世,去如朝露晞”(曹植)“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刘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渊明),这种相似的感叹在魏晋时期无所不在,是魏晋名士人生观的核心,而这种感慨却构成了魏晋名士的人生真切体验,于是他们用近乎怪诞的表现和发乎深情的有些沉浸悲恸的陶醉去追求自我和独特的人格,于是文人墨客便和酒和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生看到如此境界,隐士也就自然很多了,这种种所表现出来的人生世界观也就是当时时代精神“魏晋风度”的核心,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大致就如樊树志所分:“第一是以放浪形骸的怪诞,显示特立独行。第二是饮酒和服药,麻醉自我以求解脱。第三是逃避现实,隐居山林。”④前者如史书记载“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又如阮籍酒醉后脱光衣裤,箕踞而坐,两腿岔开伸直,形似簸箕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礼教极大的蔑视,目的都是用怪诞的言行来宣泄不愿同流合污的心境和保持独立的人格。中者如阮籍醉酒据亲,何晏喜欢服药,目的无怪乎都是为了暂且忘却精神苦恼。后者如陶渊明、孙登等,都是为了逃避社会现实而保全自己。这些名士可谓是穷尽机智,今读之其人其事,不禁悲之,时如其世,何其痛哉。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在这“人的觉醒”这条路上亦步亦趋着,从魏晋风度的大声喟叹疾声痛哭到南北朝相对温婉含蓄的啜泣。包括这个过程中的志怪志人小说也都在努力着“人的觉醒”,借他人之事抒世事沧桑,用虚构想象之神怪穷尽世间百态之活着,浮沉沧桑,人生苦短,世事难测,生命之此时当何去何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人的觉醒”如果要去做一下理论上的分类的话,我认为从内容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人的觉醒”在文学中的体现:
第一: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哀叹。
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飘尘”(《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处一世,去如朝露晞”(曹植)“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刘琨)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对人生短促的喟叹,加之而来的便是游仙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