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与现代民间佛教运动

佛教的中国化与现代民间佛教运动
一、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规律
现在我们先谈第一点，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规律。

我们知道佛教诞生在2500年前的印度，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大体上在2千年前方面进入了中国。

关于佛教进入中国的说法有很多说法，最常用的是两条史料，一个是在公元前2年，西汉末年的汉明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还有佛教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公元后65年，就东汉明帝的《永平求法》到现在已经2千多年了，有2千年历史了。

佛教为什么传入中国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曾经引述过《法华经》里面的一段话，佛是为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中国人也能开启佛的智慧成为一个有觉悟的人。

曾经有人在全国政协，当时赵朴初会长曾经请了一位离休干部当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到全国政协去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世界三大宗教进入中国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他说佛教是中国的皇帝请进来的，基督教是洋枪洋炮打进来，而伊斯兰教是做买卖买进来的，所以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个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而且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那个出事情的佛教，恰恰能够弥补我们中国思想、中国宗教的不足。

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教，中国固有的宗教是儒教与道教，我们看儒教的教主孔夫子有一句名言叫，“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鬼”，所以他强调做人世间的工作，强调的是宗法制社会的现实的伦理。

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思想，而思想的本质是在于它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他要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一个无知不可知的世界。

人死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会到哪一种世界，这在哲学上有很多很多种说法，所以死后的世界和人死后的存在，虽然是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恰恰是我们人所要探索的最终的神秘。

所以这个佛教它比较圆满地解释了用它的三世因果论圆满地解说了我们人从何来、死到何去，所以他能够弥补我们中国宗教、中国思想的不足。

这也就是佛教为什么在中国2千年发展历史中能够传播、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他能弥补我们中国思想的不足，而且在2千年发展过程当中，佛教从一个外来的宗教最后成为一个中国的本土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我们今天讲中国的思想，我们都是讲儒、道、佛三家，所以佛教也是中国文化有机的组成中国。

（一）佛教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弘法动力
那么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佛教的传播主体，就是佛教本身以及传播的客体就是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事项各方面的因素。

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就取决于佛教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它弘法的动力，这个理论优势刚才讲过它能够弥补中国思想的不足。

庄子在天下篇里面曾经这么评价孔夫子，他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个六合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在我们可知的宇宙之外，孔夫子这个圣人他是存而不论的，而这六合之外恰恰是我们形上，是哲学和宗教所要讨论的问题。

佛教在这一点上，在六合之外的探求方面，佛教有比儒、道两家思想远远高的理论优势。

而且作为宗教它有着把上法向一切传播的弘法的动力，这是来自于传播主体。

传播的客体就是传播的环境，就是中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这个佛教外来宗教它有排斥、有制约，也有相互的欣赏和吸收，最后把它容纳到中国文化的结构之中。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己的宗教，它在适应中国社会、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佛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比方说去除了一些不适合中国发展的一些因素。

比方说中国只讲以孝治国的，那么佛教的思想它是讲众生平等的，所以印度社会里面的一些人伦准则凡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在传播过程当中就逐渐逐渐改变了，所以它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终于在中国社会中站稳了脚跟，从此，佛教作为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超越了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克服了他们各自的弱点，而承担起发展、深化中国宗教的历史使命。

那么佛教它在中国的发展，它有着一种开放的、含容的气度和性质。

什么叫佛教中国化呢？就是佛教在它的传播过程中，那个“契时应机”的方式。

“契时”就是你要符合时代精神，“应机”就是你要适应这个接收者它的根气，以他们能够接受程度，承受对接说法。

那么佛教的性空智慧和慈悲精神也就导致了传播过程中独特的方法论，就建立在真俗二谛基础上的真谛论和方法论。

所以佛教中国化的表现方式在我看来可以体现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本土化，因为印度的宗教进入到中国的文化圈里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异质的文化圈，是进到中国一定要适应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它要体现时代精神，也就是现代化，所以汉代有汉代的现代化、唐代有唐代的现代化，二十世纪有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化的过程。

第三个呢？就是三根普被的大众化，三根就是上根、中根和下根。

也就是大草、中草、小草；大树、小树的关系，所以也使得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三根普被，所以佛教一定要让最广泛的人群能够理解这个是大众化。

所以我们从这么一个角度去观察两千年中国的佛教史，这个过程首先佛是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它也是以大事姻缘而进入中国，就是要使中
国人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所以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它要使中国人开启智慧，所以这个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

然后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它一定要适应中国人的根气，要符合中国人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是在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

这个两者关系把握好，需要高度的中道智慧，否则的话就会陷于两难的一种困境，那就是“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

什么叫谈真呢？你光讲最高真理，讲纯粹的佛法，宗教的原理，很多人都听不懂、无法接受，你就逆俗，你就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没人欣赏你，终极真理也无法传播，这叫谈真则逆俗。

而顺俗则为真，你过多地迎合了世俗的要求结果你就背离了佛教的精神，使佛教变成不是佛教了，所以我们说中国整个佛教史它就经常会陷入到这种两难困境，要么曲高和寡，要么就同流合污。

（二）佛教中国化标志
那我们怎么来看中国化？在这2千年的历史当中，佛法形而上的终级真理，经过同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磨合、调和，再借助儒教这一中间环节，终于登陆到中国的宗法制社会。

原来讲求了生脱死的出世性的佛法，最终还是落实到形而下的“担水砍柴”、“事父事君”的入世事功。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面曾经提到，他说禅宗，禅宗最后把行而上的“理”跟行而下的世君世亲这个入世的事功，把它结合起来，最终还是落实到“担水砍柴”、“事父事君”人世间的事物。

所以我们这里，我这里列举了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什么叫中国化？也就是传译讲习当中的“格义”，把印度的佛经传到中国首先就要经过翻译，翻成中文，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解说佛教里面的概念，它的明向概念。

比如说“空”。

空是佛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说用一个字去描述什么叫佛教的话，就一个字那叫“空”，所以我们说当和尚我们叫遁入空门，但这个“空”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中国的空就是空空如也，就是天空的天空，什么都没有的空，所以一开始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个空这个概念，它一定要有中国的老庄思想，用老庄的思想去近似地去解说那一个空字，那就找到了，老子里面的孔、无，用无去说明这个空，所以东京时候的人以无为本，寓意叫做本无，那么这个才是最终结的概念，一个最终结的本体，而我们现象界就叫有，它是末，本体是叫本，那么现象是末，相对于本无，我们现象界的一般叫末有。

老庄的无跟佛家的空是有差异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因为大成
佛学的空它是涵盖了世间和出世间，把现象界和本体界统统把它融为一体，所以第一层通过传译讲习当中的“格义”就逐渐逐渐用中国人的理解方式，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去理解佛经，它已经走了，这个是文化交流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转折，这个是第一层，在思想的嫁接当中，在思想的交流当中，印度的佛教被中国人是有一个中国式的理解。

第二个关键词是“叛教”，印度传来的宗教，传来的佛教，大乘、小乘，空中有中，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理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打散、打乱，重新把它组装起来，用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把它的组织成一个一个秩序井然的体系，这个叫判教，叫判色教下，所以不同的宗叛他们有不同的叛教体系，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体系，天台宗的《法华经》是最高经典，所以《法华经》是放在最高的层次上，一路看下来是五四八教的叛教体系，华严宗是把华严经作为最高经典，所以华严宗的叛教体系，禅宗有禅宗的叛教体系，唯识宗也有唯识棕的叛教体系，所以“叛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把万籁宗教把它组织成一个一个的思想体系，在这个叛教过程当中，印度宗教就变成了中国的佛教。

第三个关键词是在组织制度中，印度的戒律到中国就转换成了中国的清规，就是“丛林清规”。

而“丛林清规”它是跟中国的宗法制社会，跟整个宗法制社会底下的忠孝的概念结合起来的一种制度。

那么印度的出家人是不从事生产的，它是以乞食为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他一定要走，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地农禅并重道路，所以中国的佛教徒是自己从事生产劳动的。

在农禅并重的宗教生活观当中，必然改变了原来的印度的戒律。

所以说如果印度的戒律是根本法的话，当中国的出家人所执行的主要是中国的协管法，就是“丛林清规”，这是组织制度上的改变。

在佛教跟政府的关系，在政教关系中就有了僧官制和度牒制，什么叫僧官制呢？就是政府设立了宗教管理机构，由政府指定俗人或者出家人担任宗教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

度牒制，这个度就度人出家，牒就是政府的文书，所以这个出家当和尚，在印度是自由的，在中国是由政府管辖的，比较经过政府考核，有政府发给你出家的文书（叫度牒）你才能出家做和尚，像这种管理制度在世界上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僧官制和度牒制进一步地在组织制度、政教关系方面改变了佛教的心态，成为中国式的佛教。

另外在宗教关系上，中国的佛教从原来的佛道佛三教鼎立、三教冲突、三教鼎立到宋以后就变成了三教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沦落到了中国本土的思想和宗教之中。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所说的格义，叛教、清规、度牒和三教一致，这么一个过程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而中国的宗教由于佛教的家满也丰富了自己的内涵。

这个是我们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中国化，我们列举了几个标志。

二、中国佛学的特点与消极面
（一）中国佛学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点，谈谈中国佛学的特色和它的消极面。

如果我们也讲中国佛教有一句太虚大师，在1947年，他在当时抗战胜利之后他要整顿全国佛教，要培训一些佛教的基本干部，他亲自讲课，其中有一门课叫《中国佛学》，它就是给整个中国佛学的特点下了一句判断，“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这个“禅”就是指的是佛教独特的修行和由这个修行所开发的独特的智慧。

在这么一个总的标题底下他用两句话，概述了2千年中国佛教发展的大事，提纲挈领地把中国佛教的脉络把它隔了出来，哪两句话呢？“禅观行演为台贤教”、“禅台贤流归净土门”，我们再重温一下，佛教的特征是什么？佛教的特征是一种自内于真的宗教，就是来自于内心的觉悟，而这个内心的觉悟又来源于依赖于特殊的禅观修行，在禅定状态中发挥我们独特的智慧，所以中国的各个宗派的祖师首先就是禅师，由他们的禅观修行创立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个宗派，就是天台宗和华严宗。

所以禅观行演为台贤教，这个贤就是贤首宗，就是华严宗的别称。

因为华严宗的一个实际创始就是法藏大师，被称为贤首国司，所以又称为贤首宗，那么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禅台贤流归净土门，最后通通他们的宗教归宿都走向阿弥陀佛净土，所以这个两句话大体上勾勒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大势。

那么陈兵教授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当中，他总结了中国佛学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

中国佛教这里主要指的是汉传佛教，汉语系佛教，特别强调的是重佛，这个跟南宋佛教、藏传佛教他们的基本依据的论不一样，中国重视的是佛和佛经，重视的是成佛作主的修行。

这是第一个特点。

所以本佛、宗经、重行，这个体系就是说，从道安到庐山会员这一个系统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

后来的天台华严基本上是按照这么一个系统发展起来的。

所以中国的八大宗派，除了三论宗是以三步论作为他们的依据，其他各个宗派——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都是以经为主要的，这个跟中国的崇尚先胜，重经典，重经典的训这个传统有关系，也表明我们中国佛教发展了中国宗教原来所缺乏的超越性。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叛教开宗的高度智慧。

我们讲过叛教是中国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主要标志。

那么中国的各个宗派都是以叛教作为他们立宗树旨的出发点，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按照他们说法的时间所对的根基，说法的方式，义理的深浅以及觉悟的顿或者借进行分类判色。

在这个当初最圆满、最彻底的学说，所以这个中国法式、中国佛教徒
他们的叛教表现了一种纵观夫看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细精炼的高度智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这个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中道圆融的实践品格。

因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思想的特点，就是简洁明快，所以中国各历代的各个宗派的高僧大德都秉承了我们中华文化辩证思维，以及直观顿悟的长处。

把佛法特别是站在佛徒已经觉悟了的果境位置上，把他们的义理阐发得非常圆满。

讲到果境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说明，什么叫裹弟德（音）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禅宗六租慧能大师在五祖弘忍门前，当时五祖要选择接班人，让他们的弟子们每个人写一个籍子，诚心所见，当时在五祖门下担任首座弟子的是神秀，神秀的偈子，就是这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子是被称为见秀法文，什么叫见秀呢？它是站在凡夫的位子上，众生凡夫的位子上，通过一层一层的修行，循序渐进，最后达到佛的位置，所以它是重返入胜，它是以凡夫作为出发点，所以时时勤拂拭，把我们的烦扰和偏见去除以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佛的境界，但是慧能是反其道而行之，慧能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四句话是站在已经成就了，已经觉悟成佛的佛的果弟位子上，所以神秀是从因地上来谈，从凡夫位子上来谈，而佛是从果弟的位子上来谈，从佛的境界来谈，本来无忧何处惹尘埃，因为佛祖觉悟了他早就已经驱除烦扰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中国佛教最常见的一种方法，所以把佛法，尤其是佛土果禁所运的生命义理倡罚的极为圆满。

所以在今天依然是高居于世界佛教的世界哲学的顶峰。

第四个特点，就是简易切实的修持法门。

因为中国人好简，秉承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佛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就是禅宗和净土这两宗为主。

所以禅宗和净土中这两宗的建立和盛行也表现出我们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由本地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智。

，禅宗的见性成佛和净土中的那个念佛法门，都是非常简易切实的修持法门，这个是中国佛教的四个特点，当然我们曾经讲过中国化，佛教在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现在我们来讲讲这个代价，就是中国文化也有它的消极面。

（二）中国佛学的消极面
佛教在中国传播按照真俗二缔来说的话，它本来应该是中国化和话中国的辩证统一，它要教化中国人，是中国人开佛的智慧，所以按照这真俗二谛的意思来讲的话，真是不能离开俗的，但是真不能退为俗，实就是真实，这个实是可以兼方便法门的，这个权在这里面就是
方便，实是应该兼权的，但是实是不能依附于权的。

但是，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适应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屈从了其中的消极面，付出了影响至今的负面代价。

所以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适应中国文化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屈从了其中的消极面，所以付出了影响至今的一些负面代价，我们可以列举三点。

第一点就是主体性格不明，所以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不足。

本来出世是佛教最可宝贵的宗教性格，这个出世并不是出离、并不是逃离，它是超越、提升我们这个世界，所以佛教本来是建立在对现存世间的价值批判上面的，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为治国之本，儒教被统治者尊为正统，儒教具有国教的地位，所以迫使佛教在世间法上不得不顺应、依附政权和儒教。

但是，佛教过分地依附于世俗政权，迁就于民俗淫祀，也就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其化世导俗的人乘正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弘扬，这是佛教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人乘正法我们在讲人间佛教的时候我在把它展开，这个是第一个它的负面的影响。

第二个缺点是佛教的组织制度涣散。

评价一个宗教，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评价，一个是从它的信仰素质，在这世界三大宗教当中，佛教的信仰素质一般，第二个评价标准是它的教团体制、教团组织，你跟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相比的话，佛教的组织制度是最为涣散的，可以用“一盘散沙”来描述，这个标准是最低的，就是它的组织化程度是最低的。

第三个标准是文化品位，应该讲这三个宗教当中佛教的文化品位是最高的。

但是由于它的组织涣散的话，也拖累了佛教的文化品位。

由于受到依附于政权、依附于儒教的制约，长期以来佛教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所以这就出家二而众，而再家二而众，就是男女二众，叫四众弟子，长期以来并没有处在有序的结构状态，而且佛教的接受组织也往往并没有由教团做组织上的保证，往往受主事人的人格魅力所左右，如果主事者素质低下，就非常容易流下那种会道门组织，那是歪道邪教从而于正统的佛教争夺信徒，这是第二个特点，是第二个弱点。

第三个是修学次第不够完备。

由于中国佛教崇尚简易，或者一句弥陀念到底，或者参禅念佛是谁就禅这么一个话头，所以这个修学次第跟南禅佛教、藏家佛教相比的话显得不够完备，所以学者往往一入门就参禅、念佛，而忽略了它一整套的修学体系。

初入门首先要修行的是培植信根，要闻思经教、要发菩提心，要持戒，如何做人等等，没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休学的次第，所以非常容易产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的弊病，所以或者或事出世法，或者就是或者忽略了世间法，所以这个弊病丛生。

我们在列举中国佛教的四大优点，同时我们也列举了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弱点，三个负面的东西，正是因为有这三个负面东西的存在，佛教在
宋元以后，就急速地走向衰落，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佛教已经衰落不堪了，所以佛教的衰落跟儒教的复兴更好成一个反比，随着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宋明理学，把大量佛教里面优秀的东西吸收到宋明理学之中，佛教自身急速地衰亡、衰落。

三、佛教在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大题，那就是二十世纪的人间佛教运动。

我们知道，中国的主体宗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儒教，而且是以儒教作为国教的。

在以儒教作为国教的中国宗法制的社会之中，佛教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教会组织。

佛教的思想、礼仪和制度，只有通过依附于世俗政权，作为儒教的合理补充，才能够跟社会民众发生关系。

所以在宗教信仰、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宗教的文化形式这三大层面当中，中国传统佛教的组织规模一直是弱项的，只有到了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才带给佛教一线转机。

特别到了清末、光绪末年，当时中国在甲午海战以后中国败给了日本，割让了台湾，所以中国这个中日战争的失败，给朝野上下有了极大的震动。

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著名的《劝学篇》，其中就提出了庙产兴学的策略，什么叫庙产兴学呢？当时中国寺庙有5万座，僧侣有80万，按照张之洞的说法，只要拿出30%的话，就有1500座寺庙可以用来办学，而寺庙所具有的土地的收入，可以用大学的经费，那么这个风潮的兴起，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地抢夺庙产，也迫使佛教徒自己组织起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佛教总会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所以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风潮，也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的苟安局面，原来佛教徒是一盘散沙状态，终于自己组织起来了，推动中国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

同时，随着封建王朝的解体、民国的建立，儒教失去了它所依附的基础，所以从原来的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从此儒学就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继续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的支援，但它不再成为一个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国教地位，从此上升了。

正是因为这个儒教退出了国教地位。

所以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当时袁世凯政府提出，要建立“孔教会”，恢复儒教作为国教，但在当时的基督教、道教、佛教徒的反对之下，并没有得逞。

所以二十世纪以后，佛教在原来的儒道佛三教关系当中作为附庸的地位不复存在，开始它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地建立在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