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

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

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

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

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5.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二、中国化佛教的特点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

这派以慧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2.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

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

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

3.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

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想念佛为内因，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佛国。

三、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经一千多年时间，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体系。

考察其过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1.佛教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一个文化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沉积，就不能推动现在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教人入世。

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印度佛家出世大相径庭，在融合佛教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没有被外来文化改变，相反，佛教越来越走上世俗化道路。

“事君事亲，也能成佛”。

这是宋明理学能取代佛教的原因。

说明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变形。

2.中国文化吸纳外来文化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

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3. 中国文化应有的包容性由上可见，本位文化、国粹主义都是错误的，不仅有害本民族文化发展，而且会造成本民族文化的衰落。

拒外更是衰落的表现。

古今中外问题，困扰到现在，应该怎么办？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渗透→变形→流传矛盾冲突→ 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历朝历代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心态。

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佛教中国化探因1. 在冲突中吸收融合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不可避免的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

才能形成最终的稳定形态。

佛教传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个阶段。

2. 普遍性但应该说，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

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当佛教传入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不可避免地、适度地当地化了。

3. 特殊性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中华民族有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而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的很多空白。

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

编辑本段论文——《佛教的中国化》一、佛教中国化概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文化上拥有高度发达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

在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中，对于天帝、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祭祀的宗教观念习俗、阴阳五行、黄老和神仙方术，也很流行。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札根并得到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化。

佛教具有很大的适应性，传播迅速，在经历了初传、普及和义理研究的诸阶段之后，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回顾这一过程，佛经翻译、宣讲佛经、佛学研究和诠释著述等，都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重要环节。

二、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翻译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

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

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

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

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

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

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

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

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

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

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

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

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

《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

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

（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

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

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

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

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

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

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

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

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三、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宣讲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

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

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

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