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_心怀天下善借他力敬畏留名

近日读《李世民评传》（郑学檬等人著）、《帝范-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沉思录》（李世民著，唐政释译）、《贞观政要》（吴兢原著，刘配书等全译）、《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陈舜臣著，廖为智译）诸书，并重点参阅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收录的以李世民、魏征和贞观之治为主题的文章三十余篇，发现已有研究很少从李世民自身本体角度去解析他一生的所思所行、所作所为。本文借鉴相关史料并前人宏论，谈谈笔者的一己之见，呈请各位读者并史学同仁指正。

人品和能力：众说纷纭话短长

论及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时期都定会榜上有名。谈到李世民，必言及贞观之治，必然言及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诸多能工良臣，因为“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开创并得以为继，上述一班人功不可没，这已是史家公论。因此，对于贞观之治成因的研究，李世民本人的人格特质和本性、以及他与魏征等群臣之间关系，学界可谓泼墨如云。这些研究从总体上看，可略分为两派。

一为肯定派，该派对李世民篡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他本人的人品、言行，以及他在“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引领作用都持理解并支持的态度。如深圳大学李大华博士在其新作《李世民》（东方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一书中从人性的本能角度出发，把玄武门事变中的李世民之举诠释为被迫无奈，于情于理无可厚非。

对此，郑学檬等人认为，在分析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事变这样的武力夺权斗争时，人们不免囿于礼法或杀戮是非。正是这一点，使李世民似乎也洗不清不孝不悌之名。但是若从政权转移的合理性而言，违礼与杀戮并不是评判的惟一标准，商汤放桀、武王伐纣之类，也是以武力夺权，所谓“以有道诛无道”者也。所以，李世民在被动情势下，主动发动玄武门之变，亦有其历史选择的合理性，“遵周公之事”者，即是此种合理性之历史根据也。郑学檬等人还从参与玄武门

之变的人物阵容去强化这种合理性，他们认为众多杰出人物的政治选择，往往是正确的历史选择。

对于人品和治国能力，以及与魏征等群臣的关系，肯定派多认为李世民虚怀若谷、善纳百家之言，颇有自己独到的驭人之道，其修己达人的人格和品行，以及他在“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开创和维系中所起到主导性引领作用，都可堪称后世楷模。如王奕淼认为，李世民在君民舟水之情上、在君臣修身治世上，对当今的从政为官者仍然具有诸多的借鉴意义。王贵成通过李世民对魏征的种种礼遇的深入解析，如“下令停止营造皇室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征建造正堂”，“魏

征病危，亲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探望”，“于（魏征）安葬之日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太宗论定功臣，魏征得以图像于凌烟阁”等，尽管不排除有“做给活人看的”的成份，但他对太宗与魏征间鱼水情深的君臣关系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基于如此的逻辑假设，对于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曹升生认为决非历史的偶然，它客观上是“聪明神武”的唐太宗经营的结果，是他成功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结果。万泽民也认为，唐太宗重视人才，渴望人才，爱护人才，重用人才既是“贞观之治”的成因，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因为只有他的积极倡导和引领，才为人才辈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各类人才才有机会在大治中大显身手，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军事强大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二为否定派，该派多在李世民弑兄、戮弟和逼父僭越皇位、与魏征等谋臣之间关系的真伪上仔细考证，从根本上否定了太宗的人品，由此对他的所言所行妄加猜测、冷眼相对，对他执政期间所取得的种种政绩更是嗤之以鼻。

否定派首先对李世民的个人修为及其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积极努力与贞观之治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如陈寿灿从哲学和政治学的高度出发，认为贞观之治的成因不可对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太过渲染，他认为，此前诸多研究所秉持的“德”“法”的交织或“分化”

李永瑞/文

李世民：心怀天下 善借他力 敬畏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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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用”，都是外在的枝叶，经济结构的稳定和生产再生产才是内在的根须，所以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源于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再适应，具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孙文泱认为，贞观九年（635）和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前后两次自我评价，尽管总体上还算客观，但也不乏自我吹嘘的不实之处。宋斐甚至从心理分析角度，对兼具“悖逆凶徒”与“千古一帝”于一身的李世民进行了解析，认为太宗不光彩的夺权路径使他背负沉重的心理镣铐，“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只是他为消除心理焦虑而“做秀”的结果。

备受否定派诟病的，还有他与魏征等群臣之间的关系。王万盈专门对“笼罩在明君与贤臣的光环下”的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李世民之所以器重魏征，笼络山东豪杰并制约山东士族集团是其主要目的。随着山东问题重要性的下降，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重重假象中逐步显露出来，李世民对魏征等人劝谏的态度也江河日下，从“虚己纳下”到“渐不克终”，再到“不好直言”（田兆阳，2006）。刘高勇也认为，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充满着政治张力”。对此，刘荫柏认为，魏征与太宗之间的关系，由于各自所处的阶级和阶层本性与价值观之不同，最终也没有逃脱“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甚至由暗斗而明争”的怪圈。只不过他俩是各自阶级中的佼佼者，有远见卓识，所以彼此之间一般能求大同存小异，而且合作了十七年，成为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政治风云中，君臣合作比较好的典型。对此，史式更是大声痛斥，“后人不明真相，就事论事，就觉得魏征既正直敢言，李世民又虚心接受，这样的君臣关系千古少有，堪为典范，歌颂之声，千年不绝”，真实的原因是他与魏征等人由于互相知根知底而不得不相互妥协、相互防范和相互利用，从而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地共演一出出双簧大戏，李世民实乃“一生沽名钓誉”之人！为此，史式先生还有诗感叹：“为掩恶名挣美名，沽名钓誉赦死刑；瞒得当时天下士，难欺后世明眼人!”

应该说，上述这些论述，不论出自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都自有其理。但就笔者视野所及，已有的研究很少从李世民本体视角对其所思所行、所作所为进行应有的深入解析，本文擅自妄加揣昧，试图整理一二，呈与各位读者并史学同仁指正。

心怀天下：现实的稳定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李世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他是一个志存高远，心怀天下长久之策的人，所以他不但追求现实的稳定，还追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现实要稳定，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并重用一切有能之人，甚至包括自己的敌人；而未来发展要有可持续性，以修己为前提的人才培养和制度的建立就是首要问题，所以他作《帝范》训诫太子，修改法律，设立学校，改革科举。

“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孙万代，政化过于尧舜，及其所行，则与尧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已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桀、纣、幽、厉，亦皆丧亡，朕为此不得不惧。”由此可见，李世民志存高远、心仪天下长久之策。对此，他深感身上担子不轻，整日处于居安思危的自我施压状态。“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唯恐自己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祚长久”呢？当然是现实要稳定，未来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如果说现实的稳定需要谋略和胆识，那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智慧和体系的支撑，而这两方面，李世民一点都不缺。前者从其对玄武门事变后对建成余党魏征等人的处理，即可窥斑见豹，后者从其创设并积极推行实施的“三权分立”的治理体系，所作训诫太子《帝范》的字里行间，设立学校、改革科举的所思所行中得以最为充分的体现。

对于饱读诗书、熟知儒家礼仪的李世民来说，不管后世对他发起玄武门事件的原因作出多么完美的解释，他弑兄戮弟都是铁定的事实。按照一不做、二不休的传统做法，既然不仁的罪名已经无法挽回，将建成和元吉余党一并铲除，这自“礼崩乐坏”“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是惯例。按照李世民当时的实力，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他不这样做，势必终身背负不仁的罪名，在紧要的决策关头，他果断地选择了直面这种弑兄不仁、政敌余党伺机反扑的压力，笔者认为，这自有李世民的原因。

在陈舜臣所著的《大唐帝国》一书中，对玄武门事变后如何处置建成和元吉余党有极为精当的描述和评述。“将建成和元吉的百名近臣悉数诛杀，并且将其财产没收——有人如此建议。尉迟敬德听到这个建议时，心中升起一股怒火。说来，他也是因战败归降唐朝的人。有败战体验的人会对弱者心生同情，是正常的现象。“万万不可如此。”他几乎发吼似地大声喊道。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一切责任在于两名元凶。”他又道，“如今这两名元凶已经伏诛，其余的人还有追究责任的必要吗？”“一点没错。”李世民立即表示同意。这句话说得极其爽快。结果，只有两名元凶——建成和元吉——的家族被处分，其余的人则决定一概不予问罪，包括与李世民政变军队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