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功能(精)

保育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功能：公民社會的「治理」運動

鄭先祐(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教授)

一、前言

雖然於1601年已經有英國的船長(James Lancaster)實驗發現遠洋航行的水手需要喝檸檬汁，才可避免罹患壞血症而致死，但是一直到1795年前，英國的船艦仍沒有供應檸檬汁。英國的商船更是拖延到1865年，才開始採用。盡管當時壞血症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造成水手死亡的人數，比其他單一因素(包含戰爭和意外等)還要多(Rogers, 1995)，且解決之道是如此簡單(提供檸檬汁)，但是人們的學習還是很慢，非常的慢(Gardner, 2001)。前後落差可超過兩百年。

美國阿波羅11號計畫於1969年讓人類成功的登上月球，首次在另一個星球，仰望在太空中運行的「地球」(Odum, 1993)。有些人開始意識到「地球」如同一艘「太空船」。於1970年即發起「地球日」的活動。雖然「地球日」的活動持續至今，已經有三十多年，但是保護地球整體生態的力量仍是相當的有限。雖然生物學術界每年命名平均約有一萬個新種，但是尚待命名的現存物種估計仍有三五百萬種以上。許多物種，可能在學術界仍未發現之前，就已經滅絕。

倘若地球如同一艘太空船，建構組成此太空船維生體系的零件即是各種生物。保育生物多樣性，就如同保養地球的維生體系，生態體系。生物的滅絕，就如同太空船的零件遺失掉落。生物多樣性組成的維生體系是有機的體系，是可以自我組合，自我修正，部分物種的滅絕，或仍可維持功能，但持續的滅絕一旦超越過整個體系可承擔(忍受)的閥值，崩解將是可預期的結果。

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功能，是全球各地區生活和經濟的根基。然而面對現實經濟發展的需求，何重？何輕？或是如何兼顧？如何抉擇？這是問題的核心。「社會變遷，只會發生在價值觀和經濟必然性同時改變的時候」(奈思比的《新社會新企業》)。1換句話說，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觀和信念，必要能導引經濟體系的改變，才有可能落實。本文僅就此核心問題，說明現況問題，並提出化解問題的可能途徑，拋磚引玉。期望保育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功能將是多數認可的信念，且能提升其為最高價值(根本價值)。如此，才有可能改變我們的經濟體系，奠立可持續發展的(永續發展的)基礎。

1原文摘取自：《2010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 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titalism)，徐愛婷譯，智庫文化。原意相同，但是字句略有修改。

二、現況問題

1. 專業主義的割裂

宇宙的形成，隨其「耗散」過程產生持續的「時間」，以及連續的「空間」。世界的事物都是容處於「時空」(時間與空間) 中。真實世界是整体的，不能切割的。各種事物有時空的「連續性」(continuity)外，同時每個時空的切面亦有其「一致性」(consistency) (鄭，1996a)。在同一個時空下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其內的各個運作和組合成分，彼此相互影響，並整合成「一致性」的整体。價值觀如何，生活方式如何，社會團體會如何，就會有如何的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就會有如何的政策與政治，能源如何耗用，經濟如何活動，環境將會有如何的情況；反之亦然(鄭，1996)。

專家對其專精的領域「著迷」，甚至有「disciplinary chauvinism」(學科沙文主義) 的現象(Burdge and Opryszek, 1983)。各個學科或是領域，各有其獨立發展的歷程，往往各有其獨特的專有名詞、理論與假設。這是造成專家間「溝通」困難的兩大主因(鄭，1996a)。專家提倡「專業」，雖可保障其自身的權益，但卻容易形成各專業的「學閥」和「權威」，造成跨領域溝通的困難，以及無法監督專家的成效與能力(鄭，1996b)。這種情況類似長期執政的官僚体系，所產生的「法統」與「威權」，容易「腐敗」(鄭，1996b)。

如此的專業主義，早就根殖於教育體系。各專業領域的教學主導教育與研究的發展。雖然學術界早就呼籲要重視通識教育，且各大專院校亦都有相當份量的通識教育學分的要求，但是在專業主義的現實下，通識教育往往被視為常識，專業知識的普及化教育，而淪落為附帶的教育，甚至是所謂的「營養學分」2。

2. 貴族式的保育政策

無論是經濟學者，或是生態學者，或是任何學派，甚至是一般人，「環境重要，經濟活動必要考量到環境」，這似乎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然而，雖然同樣號稱「重視環境」，甚至是「環境主義」，但是不同的人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內涵。以歐洲人為例，至少就有四種兩類不同的「環境主義」(O'Riordan, 1989)。

以「科技中心」的環境主義(仲裁主義和趨應主義)，相信必要維持現存的政經結構，但要求更負責且更可靠的政策與教育。這是舊世紀的主流看法，民意總支持度可高達九成。以「生態中心」的環境主義(自然主義和社區主義)，則認為權利必要「去中心化」，重新分配，著重於民間自主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文化變遷。於舊世紀的80年代，「生態中心」的主義在歐洲社會，約只可獲得一成的民意支持度(鄭，2000)。

以政治哲學溯源，環境主義有多個不同的來源。主流的經濟主義，起自2「營養學分」，意指比較不需要花費時間學習，但卻可以得到較高的分數。

Smith，支持自由市場，蘊釀出一般科技中心主義的溫床。主流的綠色科技主義起源自Ricardo的社福主義，接受市場管理的觀念。生態中心主義的起源，有一支是來自傳統「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是封建貴族的信仰者。另一支起源自「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不僅反對封建体制，也反對民主集權的政府機構，支持社區自主(鄭，2000)。

科技中心主義者，或是封建貴族(精英)信仰者，似乎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政治民粹(精英)化，生物保育則是明星化。保育對象鎖定明星物種，諸如高山鱒(櫻花鉤吻鮭)等所謂珍貴稀有的物種。

3. 金錢掛帥的迷思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有錢有權則一切好辦事，若是沒錢或沒權，則是樣樣難。於此強者的文化中，自認有能力者當然要為權與利的提昇，全力以赴。至於權利追逐中所肇致的污染和傷害，則只好留給失敗者去承擔(鄭，1994)。

價值的高低，金錢是個評量的單位，但卻不是唯一的。壁虎、蜻蜓、蚯蚓、黑面琵鷺、台灣黑熊，雖然以金錢評量可能會有高低，但各有其無可相互替代的價值。在人們受限於金錢衡量的迷思，無知的舉動下，隱藏未知的，或是弱小柔弱的物種大量的滅絕。

三、化解問題的途徑

人類的活動與行為是基於人類的社會體系（文化規範），是一種目標取向的系統，並且是經由價值的判斷而言。倘若我們沒有瞭解人類社會活動與行為的動力機制，我們將無法瞭解公園、農地、溪流、湖泊、都市和鄉村等各種生態環境受改變和影響的情況。換句話說，人類體系能否健康，雖其最終裁判權是屬於自然（生態原則），但是何去何從的選擇權，則是操之人類自己的手中（文化規範）。因此，人類若想要突破當前的困境和危機，那首先要決定我們想要什麼？

「認知的提昇」將提供我們作選擇的基礎；若進而能有「信念的確定」，則有助於我們去作選擇。由個人出發，累積多人的參與，即可形成「社會動力」，推動理想的文化變遷（或稱轉型）(鄭，1994)。

於1980年代以來，全球民主體制，再加上全球化的力量，以及市場的失效，和國家(政府)的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已經迫使許多國家(政府)部門從「統治」(governing) 轉變為「治理」(governance)3(陳，2004)。於「治理」的時代，NGOs(非政府組織)承擔推動社會與世界變遷的責任。公民意識的提升，是NGOs 行動力量的基礎。

3「治理」是各種公私機構或個人管理其共同事務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以持續的過程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而得到「合作」的行動(結果) (江、鄭，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