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三重囚徒困境

中国社会的三重囚徒困境
—中国社会的“三重囚徒困境”
2013年7月17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活活打死。

邓正加先在违规摊点被扣四个西瓜，后在合法摊点与城管发生冲突；被骂为“土匪”的城管高喊“要打就打死”，最终导致了“头有两血印，颅内有淤血”的惨死悲剧。

《人民日报》在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不可否认，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只是少数不文明现象被媒体放大后变成‘一地城管出事，全国城管蒙羞’。

”2011年国内首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也有“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中的行为失当，造成其网络形象妖魔化”的说法。

如果城管真的是被妖魔化了，那么，延安城管双脚跳踩一男子头部、西安城管殴打70岁卖水老人、江西城管酒后闹事、武昌城管十几人殴打开颅手术者、昆明城管殴打怀孕妇女、安徽淮北城管打伤高考学生致其放弃高考、湖北天门魏文华拍照时被城管打死、江苏南京刘师傅被城管喷辣椒水、江苏连云港城管群殴村民、湖北监利县城管殴打被误成拍照的接电话者、云南昭通城管将盲人乞丐打伤丢人水池、广州城管掐女商贩的脖子、兰州城管围殴残疾人、福建泉州城管殴打流动商贩、长沙城管群殴业主父子、哈尔滨城管街头殴打卖西瓜的商贩吴伟，等等等等，这些又作何解释？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城管被打的现象，如武汉一城管遭殴打并被当街扒裤、哈尔滨城管暴力执法导致千人围殴、沈阳商贩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等等。

最滑稽的，还得算深圳城管遭街道办同行当街扒裤的事件。

夏俊峰的案例早发生在2009年5月16日，由于目击证人被禁止入庭作证，夏俊峰的自卫杀人一说成为孤证，最后法庭判其死刑，最高法院至今仍在复核。

2013年7月22日“新浪网”有一条热门微博是这么写的：“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了城管暴力执法，真是往死里打啊！一群年轻力壮的城管围殴一个板车小贩，而且下死手，根本不管是不是要害。

图中人已经被按在车上了，后脑、脊柱等致命部位暴露无遗。

如果不是围观群众上来解围恐怕非死即残。

”
有人已经编出来了一首《城管之歌》：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开着专车，出来转转。

带上罚单，带上证件，掖着棍棒，马路上看看。

摊上没收了一些拖鞋，中午混来了一桌好饭。

收来罚款给领导数数，没收的秤砣让领导看见。

常出来转转出来转转，哪怕是砸个西瓜摔个碗，咱比起公安还是不咋滴呀，一辈子不容易呀，就欺负个商贩玩玩。

古时候迷信的人说，什么事儿编出了歌谣，就快出大事情了。

但是，无论“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还是“网络形象妖魔化”都不得要领。

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城管的事总得有人去做，如果这件事情让你或你的亲人去做，情况会不一样吗？问题是“大多数好”或“大多数坏”那么简单吗？
2010年美国有个电影叫《叛狱风云》，故事是根据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制作的。

实验主持人、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07年出版了《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书中借用“路西法如何从天使堕落成撒旦”的警喻，讲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经过。

当年的实验是让招募的志愿者在一所模拟监狱中扮演囚犯和狱警，可不料假戏真做，不到一个星期，实验就因暴力失控而中止了。

“路西法效应”告诉我们：当“好人”在特定情境里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用任务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

总之，情景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坏事”，而受害者也会觉得他们总处在不利的地位上。

“路西法效应”其实就是“角色效应”，当你进入角色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和理所当然地做角色所赋予和要求你做的事情，以至于法律和道德都会被抛在一边。

但是，如果“角色效应”普遍灵验，我们应该看到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频繁的“城管风波”。

事实当然是没有，所以，中国的“城管风波”肯定另有原因。

不错，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城管和商贩之间的“ 角色效应”还另有三重制度与文化的特色，正是这个“三重囚徒困境”导致了中国的“城管 -商贩博弈”更加离奇。

“囚徒困境”本来是讲特定情景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想通过不合作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囚徒困境”的困顿之处是：当双方不合作的最坏结果经过长期博弈而稳定下来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单独改变合作策略而获得好处。

商贩不合作就是在违规摊点卖货，城管不合作就是态度蛮横、暴力威胁；商贩不合作的好处是货卖得更好，城管不合作的好处是任务完成得更顺利、自己也更威风。

这个“囚徒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叫“官民囚徒困境”，它来自中国讲亲情的“犯规文化”和讲裙带的“官本位文化”。

在官员那里，“犯规文化”和“官本位文化”结合出贪污腐败和低公信力，低公信力反过来使官员只能更依赖“暴力威信”。

在民众那里，地方官员的低公信力加剧了“犯规心理”。

“ 官民囚徒困境”的要害是“低公信力”和“犯规心理”的恶性循环，“地广人多高流动”也加强了机会主义倾向。

连地方政府都没有威信，城管就更别要提了。

城管没有威信，商贩违规摆摊也习以为常，城管只能靠暴力威胁树立威信，结果城管就更没威信。

长期博弈的结果是，商贩不可能消除“犯规心理”，城管不可能确立“暴力威信”。

关于城管威信问题，《人民日报》曾有文章也说，城管从原来的“做坏了是错，做好了也是错”，到如今的“做不做，都是错”，似乎已经掉进了“塔西佗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这其实也是一种“狼来啦效用”。

“囚徒困境”的第二层叫“圈外人囚徒困境”，它来自我们中国人的“双轨道德”。

“双轨道德”就是圈里人和圈外人“里外有别”的区别对待，加上用“书面说的一套”去掩饰“实际做的一套”。

“ 圈外人囚徒困境”导致那个“角色效应”更加无情，城管因此更倾向于烦躁无礼、大打出手，商贩则因此更倾向于不把外在规则当回事，双方的对立也因此加剧。

滑稽的是，临武城管在出事前曾声称要继续“感动执法”。

就在2013年7月5日，某网站曾于刊出武县城管局的投稿，文章的题目是“郴州市：临武县城管执法队员转变执法方式得到群众好评”，文章不仅说要摒弃以往“骂、赶”的执法方式，还要尽量帮助瓜农把农产品移到自产自销农产品兜售区。

这，就叫用“书面说的一套”去掩饰“实际做的一套”，“感动执法”只能是例外或假话。

“囚徒困境”的第三层叫“单解压囚徒困境”，它来自中国单一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怨气的单渠道解压方式。

在西方，社会怨气可以通过埋怨不同政党的执政错误、新闻舆论的自由监督等等多种方式来解压；在中国，“ 单解压囚徒困境”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分割以及现实和网络的分割，地方一出事就只能盼着中央出面，现实一出事就只能上网宣泄。

如此，谁也别怪怨气都集中在地方和网上，谁也别怪城管和商贩的对立因此被上升为一种商贩和公众借机泄愤的手段。

所以有人说存在着“三个中国”。

微博上的中国：民怨沸腾，义愤填膺，仿佛民不聊生；媒体上的中国：和谐幸福，高效运转，仿佛复兴在望；生活中的中国：忙碌挣扎，麻木坚忍，仿佛风平浪静。

这个“三重囚徒困境”发生在官民之间，也发生在百姓之间。

说起来外国也有这种三重现象，只是中国的程度与人不同。

程度是魔鬼，个性的差异很难缓和整体的程度问题。

“三重囚徒困境”是由制定与文化的信任缺失引起的，信任缺失是官民之间、百姓之间、生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缺失，当信任缺失变成一种稳定预期时，稳定预期就包含了对“犯规心理”和“不服心理”的稳定预期。

结果，我们中国人都似乎“小事不谦让，大事不妥协”，“小事不怕违规，大事不怕违法”，很多事情总要等到“事后”才能被迫“摆平”。

实际上，“三重囚徒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经常超出正常范围的根本原因。

“囚徒困境”之所以是困境，因为别人不改自己改了也没用，结果都在等别人改，谁也不可能先改。

更重要的是，这里不能再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看问题，具体情景中的博弈各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受害者”。

我们处在一个“坏结构”里，换了谁都改变不了人的行为。

“囚徒困境”根本无法靠“从我做起”得到破解，只有“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才能解决“从我做起”之后的“以德报德”的社会预期，我们也才有可能看到出路。

药方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采用和操作药方的人，他们必须由此得到最大的一般利益和最大的精神利益才有可能行动。

在此之前，骂城管的祖宗也没用，每盘棋都会是“死棋”，最多也只能是“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