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案例讨论

一、清末“苏报案”

1903年5月，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为该书作序，指斥满清为“逆胡”，称太平天国为“义师”，倡言有朝一日“义师再举”。同月，章氏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批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论”，主张排满，光复汉族。文中痛骂满人为“东胡群兽”、“犬羊”、“蠢如鹿豕”，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6月9日，《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介绍该书。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军》序言。

对“苏报案”讨论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范坚阻止赦免邵广死罪案

范坚，字子常。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晋朝永嘉年间，在江东避乱，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抚军参军。因为征讨苏峻有功，皇帝赏赐给他都亭侯的爵位，一直担任到尚书右丞。

晋成帝咸康年间，廷尉上奏揭发殿中帐吏邵广盗窃了三张帐幕，折合三十匹布，主管部门准备把他处以死刑示众。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他们手执黄色旗击鼓鸣冤，企求帝王听到鼓声后能够开恩，表示希望允许自己沦没为奚官奴，来赎父亲的性命。尚书郎朱暎认为天下作父亲的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赦免了邵广的死罪，就会成为永久的制度，恐怕以后对犯罪者适用死刑的刑罚制度就要被废除掉了。当时参与合议的人大多认为让邵广服钳徒刑，两个儿子当奚官奴，就足以算是惩戒了，这样可以让百姓懂得子报父恩的道理，也可以表现出朝廷施恩于民的仁政。所以他们建议格外开恩允许，免去邵广的死罪改为五年徒刑，让邵宗、邵云去做奴仆，但考虑到尚书郎朱暎的意见，为了避免犯死罪者利用这一办法逃避死刑，这种办法不能成为永久不变的制度。讨论到此，好象双方的意见都已经照顾到了。

但是范坚却持反对意见，他反驳说：“自从淳朴的社会风气丧失殆尽，刑罚就产生了，给犯人判刑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罪，杀掉罪犯是为了阻止再有坏人犯死罪。即使有时候会赦免宽恕罪犯，或者经过合议判定减缓死罪的情况，但还没有过仅仅因为不忍心就轻易改变刑法的。”他认为皇帝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谨慎，“如果允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宽恕了邵广的死罪。以后再发生了类似邵广这样父亲被判处了死刑，做儿子的却不能祈求赎免父亲的死罪，难道不成了抛弃伦理

关系，象禽兽一样了吗？如今主持判案的人呈上奏章说，只是在这个案件中准许邵宗等人的请求，并不把它做为一项永久不变的制度。我认为帝王做每一件事情，都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一言一笑，尚需十分谨慎，何况对国家法典，怎么能够随意放松呢？”他认为皇帝要考虑到此案对以后的影响，“如今之所以宽恕邵广，正是由于邵宗等人的请求。其实，人子爱护父亲，谁不象邵宗？现在居然允许邵宗的请求，将来诉讼的人，难道只限于官宦人家才放松吗？你提出的…特殊允准‟的意思，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即使下不为例，也会招致很多痛恨和怨言。这就是今天施一点恩惠，却在将来惹出无穷怨恨的道理。”晋成帝采纳了范坚的意见，依照法律判决了邵广死刑。

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案例：母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宽恕案

此案发生在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母丘俭，今山西闻喜人，字仲恭，曾经担任荆州、幽州刺史，转任镇南将军。当时司马师继承父亲司马懿担任魏国的大将军，专擅国政，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母丘俭与前将军文钦谋划讨伐司马师来复兴魏国，第二年，兵败被杀。这次起兵也被定为大逆。

按照当时魏国的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要株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起兵失败后，他的儿子母丘甸娶的妻子荀氏是大臣荀顗的族妹，而荀顗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顗上表于高贵乡公，请求宽恕荀氏的性命。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母丘氏离婚，从而使荀氏得以不死。母丘甸的妻子荀氏免除一死后，荀氏还有一个女儿母丘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按照这一条律文也应该连作被处死，当时因为正怀孕，被关押在廷尉狱中。荀氏爱自己的女儿，想救女儿的性命，就上诉于司隶校尉何曾，请求没己身为官婢，以赎回自己的女儿母丘芝的性命。

何曾可怜她，就命司录主薄程咸上书评议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设置司寇制定法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情况不同刑罚也不同。甫侯制定

《吕刑》规定：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然而遇上衰乱的时代，刑罚就变化很多。秦朝就规定了很多残酷的刑罚，汉朝又对秦朝的刑罚进行了修改。而魏国延续了秦汉刑罚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改革这种因为犯罪而株连到已经出嫁女儿的法律制度。原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使坏人的整个家族全部绝灭。可是法律可贵的地方在于符合中道，刑罚一定要注意不要逾越制度。我认为女人有三从的礼仪，也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来没有女人自作主张的道理。女子出嫁到夫家以后，已经与原先在家时不同了，即便她回家给父母服丧，也要减轻她的服制，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女子完成到夫家应有的礼节后，她与娘家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在娘家时的那种亲密关系了。然而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父母如果有罪，要牵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丈夫的亲族因罪被杀，女子也要随从受到杀戮。一个女子，既要随从夫家受到刑罚，也要随从娘家受到刑罚，内外受刑，一身要承担两家的刑罚。按道理说，女子出嫁后就成为异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小孩，就成为他族的母亲。犯人犯罪，怎么会去勾结已经出嫁的妇女呢？如今株连已经出嫁之女的作法完全是忽略了犯罪人的意图，而过分处理杀戮了无罪的受到牵连的家属。这种作法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说并不能惩罚犯罪的源泉，从感情上则伤害孝子的心。我讲这些道理，并非仅仅同情女子的可怜，而是要说明法律本来应该

如何规定。我认为没有出嫁的女子，应当随从父母而受诛。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则随从丈夫家而受诛。应该修改原先的法律规定，将这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于是皇帝下诏修改了法律。

查阅相关资料，对法律规定及适用等问题进行讨论

四、唐朝案例：严挺之请托案

严挺之，少年时好学，资质轩秀。被举荐为进士，开元中期曾官至尚书左丞。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向皇帝举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而萧炅并没有什么学问，曾当着当时任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将“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对其有了成见，说，“尚书省中乞容有…伏猎侍郎‟！”上奏皇帝，请求贬萧炅为歧州刺史。李林甫对严挺产生了怨恨。张九龄十分器重严挺之，要举荐他做宰相，但要提拔严挺之，必须得到李林甫的支持。于是张九龄便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有宠于上，足下宜登门拜访，使他对你有好感。”而严挺之素来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十分不愿意去拜访。这样，李林甫对他就更记恨了。

严挺之的前妻因与其不合，改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开元二十四年冬，王元琰因为坐赃被抓进大牢，玄宗令三司对王元琰案件进行审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严挺之见前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