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消息,五两银子_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一条消息,五两银子_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一旦微博这种“个性化媒体雏形”，和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实现完美结合，成为一种最新的媒体状态，那么，不仅传统媒体，恐怕一些“旧的新媒体”，也要熄火了。有时候评报，老高张口“实用性”、闭口“服务性”，这性来那性去的，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说完了自己也没底：到底对多少人有用，才算“实用”?体贴到何种程度，才算“服务”?

就算“工资、养老、医保”这种大家公认的“超实用稿件”，有时也让人犯琢磨：没错，它是很“实用”，但主要是对公务员实用；亏损企业职工看了烦气，这也算实用?

还是封建社会好啊，那时候没有手机，进京赶考……不好意思，一不留神说到电影《手机》的台词上去了。封建社会不仅没有手机，而且报纸――比如明代的邸报，因为发行量小，价值就比较容易衡量；一条消息几两银子，甚至可以明码标价。

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就有这样的细节：亲家惹了官司，为了解详细情况，西门庆花了整整五两银子，买通县衙一哥们，让他抄录一条东京发行下来的邸报消息。

县衙这哥们显然没必要把邸报全抄下来，只消把涉及官司的那条，抄录下来，五两银子立马到手。

五两银子啊!据说相当于明朝公务员俩月的工资!而当时的“信息贩卖业”也很活跃，抄录邸报的，都属“高级白领”，抄一份邸报就能赚七八钱银子。

西门庆买的那条消息，折价五两银子。这个价格有点高，因为西门庆是没有资格看邸报的，属于行贿。

就算到不了五两银子，如此目标准确且价格高昂的“实用性报道”，也令吾辈望尘莫及。当今的媒体，不仅让读者掏银子买消息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做到“准确定位”，也不容易。

准确定位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这个消息发布之后，肯定会有人来寻找，就像西门庆抄邸报一样；二，作为媒体人，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人需要，我把它放在那里，如果有人需要，一找就能找到。前者是媒体人比较好判断的“实用性”，肯定有人需要；后者是媒体人不好判断的“实用性”，如何把这个“实用性稿件”放在最合适的位置，就成了大课题。

严重的问题在于：随着信息的碎片化、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好判断的实用性”越来越少，“把握不准的实用性”越来越多；“满足群体的实用性”越来越少，“针对个体的实用性”越来越多。这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个挑战。

于是，越来越注重“个性定制”的媒体――微博，火了。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明朝就玩微博了――这么说也太吓人了，哈哈，老高的意思是：个性化定制，在明代的邸报中就出现了。

京城刚出版的邸报，1万字；到了省城，剩下五千字；到了县城，估计就只有三千字了。原因很简单，印刷能力有限，大量的邸报是“传抄发行”。现在咱们是一人一台电脑，搞网络“个性化定制”；老祖宗是一人一支笔，搞大字版的“个性化定制”。京城邸报统揽全局，各省的都有；到了地方上，当官的一看，那么多外省的，都是“无效新闻”，删了吧，全抄不仅累，成本也高啊!

所以，像西门庆这样，自主搞“个性化定制”的邸报读者，大有人在。前提是他自己选稿件，自己做编辑，找人抄下来。现在的博客、微博不也如此吗?网民自己做编辑，自己找资料，自己发布……西门大官人若是有经济头脑，搞点“邸报发行业”，自己选择邸报内容、雇人抄写、雇人发行，那就更完美了――他绝对成了骨灰级的“微博控”。

不少人把微博视为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化媒体”。的确，从传播者角度而言，如果有10万个粉丝，自己的微博就会在10万个粉丝的微博页面显示，所以它具备媒体的大众化传播特征；从信息接收者角度而言，受众想看哪些人的发言，可以自由选择，所以它又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

但毫无疑问，微博只是具备了“个性化定制”的雏形，远没有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粉丝们固然可以选择自己关注的对象，但这一对象是否有价值，还是未知数；能不能遇到“价值五两银子”的信息，更是未知数。很多情况下，受众真正的“信息定制”，还是要依托百度、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才能实现。

一旦微博这种“个性化媒体雏形”，和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实现完美结合，成为一种最新的媒体状态，那么，不仅传统媒体，恐怕一些“旧的新媒体”，也要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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