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关系问题

关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关系问题——兼对中国日本遗孤与俄萨哈林日本归国者作
比较研究
杜颖
2013-2-27 14:51:15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6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摘要：由于日本的移民侵略及其失败，二战后，包括遗孤在内的“开拓团”民大量滞留海外，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萨哈林南部及原苏联地区等地的日本人归国问题十分引人注目。

中国养父母以德报怨，对日本遗孤施以人道主义救助，这是他们日后能够归国定居与亲人团聚的重要原因，这是滞留俄萨哈林等地的日本归国者所无法比拟的。

关键词：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俄罗斯萨哈林；日本归国者
中图分类号：C912. 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0)06-0019-03
作者简介：杜颖(1966-)，女，黑龙江宾县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亚区域经济和中日经济文化关系研究。

一、日本人滞留中国东北、俄罗斯萨哈林地区的历史背景
(一)日本人滞留中国东北、俄萨哈林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日本掀起侵略的狂潮。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20
年向国外派出100万户的农业移民计划”，并将其作为七大国策之一，中国东北
地区成为此侵略计划的重要实施地。

移民多来自日本长野县、琦玉县、山形县等贫困地区。

他们的到来使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更加艰难。

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以后，日本关东军面临严重的兵员不足问题，为补充兵源，把“开拓”移民中的青壮年都征召到前线，开拓团里除了少年和老年男性外，绝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

后来，日本战败在即，可是受政府蒙蔽的许多开拓移民浑然不知。

与此同时，日本日益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开始施行扩大对朝鲜人劳动力的招募政策。

依据朴茨茅斯条约划归日本所有的南萨哈林地区，朝鲜人增多。

随着日本政府加速招募步伐， 1944年2月，在矿井从事挖煤作业的朝鲜人已经占挖煤人员的35%。

苏军的进入，使该地区陷入混乱。

疏散日本人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1946年，日苏签署了《关于遣返的基本法令》。

此外，大量日军俘虏被扣留在西伯利亚，被强制劳动。

由于苏联政府对遣返的态度消极，许多人归国无期。

(二)中国日本遗孤产生的直接原因
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然进入东北，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但对于开拓民实施了遗弃的策略。

由此，关东军全部返回了国内，开拓团大批移民则沦为难民。

时值秋冬，他们缺衣少食，许多大人因为病、冻、饿而死去，许多儿童因此失去了亲人的保护，生命危在旦夕。

情急之下，一些亲生父母设法将孩子托付给了中国人，以求活命；没有办法的将孩子丢在医院附近或是中国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已经进入深秋，在难民收容所、荒山野岭、街道和码头还有许多流浪儿童。

据有关部门统计，遗弃在中国的儿童人数达五千多人。

年龄最小的刚刚几个月，最大的十一二岁。

在诸多人群中，这些儿童成为逃难中的最弱势群体。

二、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关系的建立
(一)日本遗孤走进中国家庭
日本战败后，日本遗孤以各种形式走入中国人家庭，与中国养父母的关系由此开始确立。

当时的遗孤多体弱多病，加之营养不良，有些已经奄奄一息。

笔者走访的一位中国养母沙大娘讲，将养女静如抱回家中时，她因病、冻、饿已经非常虚弱。

而另一位李大娘收养的孩子是因为饿怕了，看到自己家开了个包子铺，有包子吃，再也不跟妈妈走了，就这样留在了大娘家。

应该说，“可怜他们是条生命”是许多养父母当初收养他们的主要动机。

为此，几乎每个养父母将孩子抱回家中后，为救治、抚育和培养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心血。

也由于“不能亏待别人家的孩子”的善良想法，对他们格外呵护。

养父母与遗孤就这样建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养父母在自己不富裕的情况下尽可能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例如，笔者所调查的15个遗孤家庭中， 60%的遗孤接受了较好的教育。

到他们回国前夕，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日本孩子。

(二)日本遗孤与滞留萨哈林等地日本人命运的不同
从很小就经受战争苦难并遭到遗弃这点看，遗孤是不幸的，但从中国养父母没有把遗孤当做“敌国”的孩子，对其百般呵护，使他们不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还过上了吃饱穿暖的生活，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让他们接受教育等等来看，他们又是幸运的。

滞留在萨哈林地区的日本人的境遇就不那么如意了。

在苏军进入南萨哈林地区以后，他们“既遭到俄国人的歧视，又不得不面对同具有很强反日情结的朝鲜人的复杂关系”。

为躲避苏军的骚扰，萨哈林地区的日本女性匆匆嫁人。

许多人为能回国，卖掉了孩子；在偷渡回国时遭到再度抓捕，被迫从事采煤作业。

而随着日本战败，六十多万日军俘虏被扣留，成为同样缺乏劳动力的苏联的劳动力。

其中有一成日本人因过劳、严寒、疾病等在短短的一二年内死
在西伯利亚。

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时带来了死亡人员名单，许多人在名单中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名字。

三、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关系的变化
(一)日本遗孤的归国及归国后的情感纠葛
日本遗孤归国是日本遗孤与养父母关系发展的分水岭。

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底，回到日本的孤儿总数为2 816名，其中定居者2 544名，留在中国的孤儿271名[1]。

从时间上看，归国主要集中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据日本援护基金调查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遗孤大批回国，此后直线上升。

1980—1983年，年均归国家庭30个，每年回国人数平均在100~150人；1987
年归国家庭增至272个， 1 094人； 1988年猛增至267个， 1 097人。

截至2010年，在日定居遗孤家庭2 544个，9 345人；临时回国的家庭1 259个， 2 471人(日本国内统计与中国的统计因为方法不同有较大出入)。

日本遗孤的离去，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双方在“归国”问题上的情感纠葛：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是许多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时极为自然的想法。

在遗孤回国的80年代末，绝大多数遗孤成为养父母的依靠。

特别是对于遗孤养子女是唯一的孩子的养父母来讲，遗孤的离去将意味着其精神支柱的坍塌。

因此，尽管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都有着诸多的不舍。

养母李大娘回忆送行时的情景说道：“车启动了，渐行渐远，可在这一瞬间，我的心里就像被剜去了肉一样的痛啊。

”当养母谢桂琴唯一的养子山下稔夫要回日本定居时，老人极度悲伤，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看着儿子上了车，我的腿就站不住了，车启动时，我犹如被当头一棒一般，即刻瘫倒在地，不省人事。

”从遗孤的立场看，一方面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对于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并抚育自己长大成人的养父母有歉疚之意。

因此，多
陷入情感的纠结之中。

遗孤山下稔夫说过这样的话：“能够回到日本与日本的亲人相见，却是以与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养父母的伤心离别为代价啊。

”这说明了当时遗孤的矛盾心情。

2·遗孤归国后与养父母的情感纠葛。

对遗孤而言，“融入日本社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许多遗孤回到日本以后，不得不开始新的打拼生活，与养父母的联系面临着诸多考验。

《中国遗孤滞留体验》一书，讲述了一个遗孤与养母共同奋斗的实例。

刚回到日本时的遗孤笠松惠子，和所有遗孤一样面临语言不通、工作难找的艰难境况。

但是，令她最痛苦的还是无法与家人团聚。

为了积攒下孩子们来日本的路费，一面拼命打工，一面与养母一道到山里挖野菜，腌制咸菜，积攒下孩子来日本的路费。

养母与遗孤一起应对困难的情景着实感动了不少人。

无独有偶，据笔者调查，目前北海道也有两位这样的养父母。

然而，绝大多数养父母留在中国国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如何保持这种纽带关系的问题。

当遗孤刚回到日本时，基本上都给养父母写过这样的信：“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养父母对我有再造之恩，有朝一日一定要好好报答养父母。

”但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实难兑现承诺。

据调查，能够做到与养父母及其家人保持着书信往来，每逢年节给家里邮寄些钱物已经实属不易了。

据笔者对15名养父母的调查，有2名遗孤归国后与养父母联系甚少，后来干脆失去了联系。

如前所述，所谓“融入日本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忘记中国的一切为代价的。

遗孤刚到日本时，一些援助组织或志愿者对他们提出了善意的要求。

但同时对一些遗孤及其家庭来讲，这就意味着要少说中国话，少与中国方面联系，不被人知道自己不是地道的日本人等。

据一位遗孤二代反映：“自己从来到日本就在这种抵制中国的一切中度过的。

”似乎有两个自我。

其结果，一些遗孤家庭尽管心里想着能回国看望养父母，但实际上却走上了疏离的路线。

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少遗孤的人格分裂。

养父母对于遗孤的感情，也就是普通的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感情。

但相对而言，对于身在异国的子女的牵挂应该说更胜一筹。

她们惦记遗孤在日本能否过语言关，是否遭到歧视，生活如何。

与其说需要他们的物质关怀，不如说更需要他们的精神关怀。

通过比较发现，相互交流比较多的家庭，相互理解较多。

反之，养父母则易于陷入孤寂、臆想等精神疾病中，不能自拔。

据笔者调查，极少数不联系者给养父母造成了较大的伤害。

如哈尔滨养母李大娘自1996年见到遗孤养女后，再没有得到养女的任何音信。

李大娘从此陷入一种纠结状态，“是自己哪里不好，惹养女生气了，不然为什么不回来呢……”经过日本友好团体的调查获悉，养女回到日本后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今年11月11日， 84岁的养母李大娘终于如愿要去日本看望养女了。

但是不知道养母李大娘看到养女以后，一颗悬着的心能否放下来。

毋庸置疑，在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关系问题上，亲情关系是根本，但不可忽视的还有时刻不能忘怀的报恩情结。

实际上，一方面遗孤因为自己无法兑现“报恩”承诺而烦恼，另一方面一些养父母因为遗孤不尽抚养义务、“忘恩”而伤心。

而这种淤积于胸的纠结反过来势必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令人高兴的是，由于日本遗孤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活动最终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促进遗孤的生活改善及回国看望养父母的环境正在日益形成。

(二)萨哈林等地的日本人在归国问题上面临的困扰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至今在俄罗斯仍有许多滞留未归的日本人。

截至2009年底，从萨哈林地区归国定居的家庭66个， 186人；在原苏联地区居住的家庭18个， 44人。

相对中国遗孤来讲，萨哈林日本人归国后定居人数甚少。

从各个年度的临时归国和二次归国情况看，萨哈林地区的日本人一次和二次临时归国者较多。

统计数据显示， 1989—2009年，临时归国的家庭1 882个， 2 602人，
其中萨哈林地区家庭1 666个， 2 242人；在原苏联地区家庭216个， 360人。

在临时回国后再度回国家庭1 391个，2 036人，其中从萨哈林地区归国的家庭1 238个， 1 763人；从原苏联地区归国的家庭153个， 273人。

不难看出，萨哈林日本人归国在1999—2003年间和2009年出现两个高峰[2]。

萨哈林归国者定居者少、临时回国较多的现状，是由复杂的现实状况决定的。

1946年12月，根据美苏协定，滞留萨哈林的日本人可以回国，但主要针对的是未婚的日本人和儿童。

而那些与朝鲜人结婚或与俄罗斯人结婚的日本人，为了与家人共同生活，只好放弃归国机会。

而在秘密乘船回国途中，一些人又被苏军抓回，形成新的滞留。

加之，“在归国者最想回国的时期，日本政府还未出台相关政策。

在出台了相关政策后，希望归国定居者已经为数不多了”。

住房的不足，二代、三代不能随父母来日生活，造成新的家庭离散等，致使临时归国者增多。

另外，因为长年生活在萨哈林地区，即便是战后来到这里也近六十年，萨哈林已成为他们的故乡。

因此，不断地走来走去成为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

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作为临时归国者也成了问题。

据说，萨哈林的铃谷是群山中的最高处，人们思念家乡时便登上这最高处。

从日本归国者团体将铃谷作为其望乡杂志的刊名可见人们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战败后定居此地的人设法归国是为解望乡之忧，战败前夕举家迁往萨哈林生活的人则因有了自己的骨肉而断了回去的念头，结果同样是遭受望乡之情的煎熬。

思乡情结浓厚是萨哈林日本归国者的共同特点。

四、几点思考
无论是中国的日本遗孤还是滞留萨哈林的日本人，在战争中都经历了较多的苦难，他们和所有亚洲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由于战后处理此问题的不适当，这种战争迫害还在持续着。

无论在回国问题上的抉择，还是归国以后的重新
生活，亦或是对家乡的思念、与养父母间的情感纠葛，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所不同的是，日本遗孤遇到了善良的中国人，将战争的恶果转化为友好的种子。

如果说萨哈林日本人的苦难无一例外地由归国者自己承受了，而日本遗孤的困难则由中国养父母帮助分担[3]。

面对非但无任何血缘关系，而且是“敌国”孩子的日本遗孤，中国人没有以怨报怨，给予了人道主义救助，显示出中国人人性的伟大。

这是绝大多数遗孤能够归国定居，与自己的亲人团聚的重要原因。

这也正是双方割不断的亲情关系形成发展的基础。

这是滞留苏联的日本归国者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不得不承认目前这种亲情关系的维系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

随着遗孤年事已高，亲情关系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有一位日本律师曾在诉讼时指出，“中国养父母收养遗孤是中日民间友好关系发展的原点”。

我们期望在各种友好力量的推动下，日本政府早日出台有关养父母的支援政策，在遗孤有生之年，加紧对二代、三代的家史教育。

这不仅是遗孤和养父母所期待的，也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共同期待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帰国者の年度別帰国状況(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
后)[EB/OL]. http：//www.
kikokusha-center.or.jp/kikokusha/tokorozawa/tokocenf.htm.
[2]萨哈林地区归国者年度归国状况(1989年以后)[EB/OL]. http：//www. kikokusha - center.or.jp/kikokusha/tokorozawa/tokocenf.htm.
[3]杜颖.对黑龙江省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生活实态的调查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0，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