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深处爱无言,恪守教坛三十年

情到深处爱无言恪守教坛三十年

尊敬的领导您好！

我叫程法荣、女、49岁、有幸参加“感动教坛人物”评选，非常感谢各级领导的培养和广大同仁的支持。从教三十年，我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从教以来都是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心态默默的在教坛耕耘。

1984年，我在西崔初中教初三英语、初一、初二的历史和初一到初三的音乐，那时月薪45元，这样的课时、白天几乎是连轴转，为了节约时间、我主动搬到学校来住。第一年接手的初三英语的平均分只有34.3分，当时一看成绩我傻眼了——这课怎么上？谁知一进班让人流泪的闹剧上演了：有打扑克的、有在地上下棋的、还有打闹的......班长喊了“起立”之后歪歪扭扭地站起来十五六个。

为了扭转局面，我决定先跟他们做朋友，从家里拿钱给贫困生买文具和作业本，还每天下午放学无偿另加一节课，从第一册补起。就这样，每天十二点以前没有睡过，一天一张试卷，刻了印、做了改。一年下来，中招成绩全乡第一，并且比全乡平均分高12.7分。那年，我被评了个乡模范，发了一朵大红花，高兴得我走路都是一跳一跳的。

结婚了，我动员丈夫把家安在了学校：一间15平方的小屋，抬头都是水泥板，缝隙里的小砖头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四周都是毛胚墙。丈夫笑着说：“你真是个痴人。”

1991年儿子出生了，那时的工资50元/月，幸亏是母乳喂养，要不然我这点工资连奶粉都不够买。那时，我仍然担初三的英语课和班主任，我清楚地记得，93年的冬天，每天早上五点半，我都会悄悄的起床，生怕惊醒熟睡中的儿子。可是有一天当我像往常一样带操回来，快到学校大门口时，我看到儿子光着脚丫、穿着秋衣，在寒星闪烁的晨曦中哭喊着：“妈妈、妈妈````````”当时我一把把儿子

裹进怀里，儿子冰凉的手脸缩进我的怀里，我眼泪打湿了衣襟。安顿好孩子，我走进了教室，因为我选择了做教师，明白肩上的责任！

2000年，我到了长垣的民办学校任教，逐渐走上了管理层。在凯杰中学，我和爱人分到了一套九十平方的住房。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待遇优厚，一家四口在城里过得有滋有味。

直接让我萌发回家办学愿望的是看到家乡的留守儿童太多了，有的孩子为了上学奔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有的孩子疏于管教到处流荡......看到这些，为了给留守儿童一个既温暖又能启迪智慧的家，帮守巣老人减负，我和爱人毅然放弃了长垣安逸的工作，回到家乡决心办一所全封闭的寄宿制学校。

说真的，当时我俩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万三千元，想法说出来首先遭到了老人的强烈反对。孩子奶奶说：“安生点吧！恁俩要趴了，咱家咋过呀！”

为了借钱，我挨个在亲戚家游说：“这是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呀！能帮多少都行......。

寒风中、我俩骑着破摩托车跑了一个月只借到四五千元，对于建学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校址定在哪呢？？？让人头大，利用自家的房子吧，可是我们村就像一个孤岛，太偏僻了，哪个老师愿意来呀！！！于是，我俩就到俺娘家——崔原庄找地，不成功；到西屯托同学又以失败告终；再到小王庄托同学，一说办学，领导很支持，问：“你们准备投资多少钱呀？”

当时，我们一听，就想：多说点，肯定行，可着劲说“一百万”！谁知领导一听说：“太少了”。就这样，我们俩又到东屯镇政府，托人找到周书记，说明了想法，感动了镇领导。终于，借助东屯村北地这座闲置七年的教学楼开始了我俩

的办学之路。

我俩满怀希望和信心在东屯村支部书记王德山的带领下来到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时，映入眼帘的是破旧不堪的两层楼，窗户上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房前就是深浅不一的沟沟坎坎和大大小小的杨树，一个个深坑里死猪烂狗腥臭熏天，这里是80多农户的菜地。

听说有人要来建学校，村民们沸腾了，有人说：呦咳！三大战役了，都以失败告终，谁这么大胆子？我看他能弄成！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得成功！

开始征地了，首先是召开村民大会，第一次在布家坟，村民与说和人王树喜、李全胜、王德山大闹一场、不欢而散。

各个击破吧！那天，我带着钱和村民代表与村民一家一家手把手交易。前三家还算顺利，到第四家，一言不合，一群村民一哄而上，带着铁锹、砍刀就打。就这样又停了下来。

晚上，我俩四目相对，一愁钱、二愁地。后退吧！借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进吧，希望渺茫……。

正愁得不可开交时，我的两个学生崔振先、刘淑芳答应借我二十万元，特别是刘淑芳又帮我贷了十万元，真是我俩的救星呀！再加上王树喜李全胜两位老哥哥帮我俩策划，麦花飘香的季节，学校动工了，那时我在长垣凯杰中学所担任的班级毕业了，我就提前回家乡负责学校施工、招生、招教。

工人上班时，我就骑着一辆借来的破电车走村串户发招生简章、给人解说。每次我都随身带一个大塑料瓶和一个牛皮纸笔记本，瓶里装满了井凉水，——－那可是我的生命之源啊！有时带的水喝完了，我就在人家农田浇灌的水井旁狂饮一通，浑身的汗顿时消去一半，好爽呀！不管多热，我从来都舍不得买一瓶水、

一块冰糕。

给人讲学校时，只要有意向的我就记下来。中午十二点准时赶回学校，因为，工人下班我要看工地。我的午饭很简单：有时，是从家里带来的两个馒头，有时是赵记饭馆的一碗擀面皮。

那一间简陋的小屋，算是临时指挥部，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外，连个电扇都没有，实在困了，我就趴在桌子上眯会儿，苍蝇蚊子的关照那就不用说了。

可不是光看工地和宣传呀！还得去和人沟通、还得去买电料、买建材。大大小小的事，通宵不眠是常有的事。

带着电工开的单子，天哪！去哪买呀？都长啥样呀？我懵了，冷静一想，对找我外甥去，他是电工！就这样去新乡采购电料，由于连日奔波在新乡的金三角，我实在走不动了，一下子坐在卖灯具的门口，好心的老板看我十分疲惫的样子，就赶紧递给我一个凳子、倒了杯水，我足足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劲来。

转眼过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份，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已经有三十多个报名的孩子。由于劳累颠簸过度，我的腰痛得已经不能直立行走。此时，招聘的老师也陆续报到。

2011年，八月二十日，宏志学校在飒飒的秋雨中开学了。那天，我八十九岁的老母亲也冒雨赶来了，她拉住我的双手看着又黑又瘦的我说：“妞儿，这么大动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得把人家的孩子看好、教好，你得多吃点，该歇时歇歇，别累坏了自己。”看着母亲眼中的泪花，我纵有千般苦万般难也不能透出来，只能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安慰她。“这得多少钱呀？国家给你补贴了吧？”母亲问。我一听，心好酸好酸，但我不能让我九旬的老母亲为我担心，我装出开心一笑说：“妈，你别担心、国家知道咱办的是好事，补助了不少钱。”老母亲怀疑的看着我。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卷钱说：“这是你外甥为民给我的、这是你姐给我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