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孝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创新

传统文化论文：孝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创新摘要：“百善孝为先”。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人伦道德的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孝文化”如何适应社会的新发展，如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要解决这一课题，就必须探寻孝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而走孝文化的创新之路，使传统的孝文化继续发展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文化、创新
血缘亲情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但是唯有中国把“孝”作为“德之本”，并且在孝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孝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和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已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孝文化能否为解决日益突出的代际矛盾提供有益的参考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孝文化的发展历程谈起。

一、古代孝文化的发展历程
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们祖先用来占卜记事而刻写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

在甲古文中，“孝”的最初写法是“老”字和“考”字，虽然孝包含善事父母之意，但更偏
重对已故祖先的敬仰和崇拜。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孝的起源推至传说中的舜，称“舜年二十以孝闻”。

事实上，明确提出“孝”的概念，并把孝作为基本伦理道德标准是在西周时期。

夏商两代，由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不长，所以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氏族遗风。

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从表面看，这只不过是普通的王位更替，但其引起的社会震荡却远不止此。

为巩固新生的西周政权，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变革措施，特别是通过确立宗法等级制和实行封邦建国的方法，削弱各地的氏族势力，从而改造了中国的社会性质。

中国从此进入宗法社会，而正是宗法制为古代“孝”文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条件，“孝”的意义逐渐丰富起来。

《孝经》是先秦时期一部最早的理论化、规范化的论孝著作。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从各种角度更为细致地阐述了孝的意义。

《孝经》全书共分十八章，书中重点强调了孝的地位作用，规定了社会上五种不同的阶层：帝王、诸侯、卿大夫、士、平民所应该遵守的孝道标准，明确阐述了君王如何才能以孝治天下，圣人如何以孝道教化百姓，并具体论述了日常生活中如何孝顺父母［1］。

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古时孝文化中蕴含的意义是
非常丰富的，它关乎个人的修养、家庭融洽以及对国家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孝”最核心内涵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精神及物质生活，直至最后的送终礼节等。

围绕着这一内容，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善事父母的孝子，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感人的孝子故事，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二十四孝”。

通过“二十四孝”改编的故事、雕刻及绘画等，以其独特、生动、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及宣传教育力，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更有一些城市因孝子而闻名，如今天的孝感市即是南朝皇帝刘骏为表扬当地孝子辈出、孝道之昌而命名为孝昌县，至五代时，因避讳原因而改名为孝感，取义孝亲之情感动天地。

由“孝”这一层意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

然而，跟随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以“孝”为核心的网络关系是以父子、君臣、长幼、上下为等级的次序排列，是以己推人、以家族推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

长幼有序、尊卑有序、上下有序建立的孝文化，其家长制、父权制都夹杂着封建文化的糟粕，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演进，孝文化的外延被肆意扩大，为了牢牢地掌控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奉为“德之本”的“孝”被利用成为统治者
禁锢人们思想的重要途径。

封建统治者通过对人民实行愚忠愚孝的教育，逐渐使孝文化的人伦合理性被其封建的神秘色彩所掩盖。

家庭中的父与子、夫与妇，社会中的君与臣，都成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宿命思想，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处理矛盾时自觉遵守的指导原则。

孝的根本内容成为子孙对长辈教令的绝对听命服从，孝文化走向极端化、专制化、愚昧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麻木不仁的“顺民”，他们常常用自我牺牲、消灭自我来完成所谓“孝道”。

总之，孝文化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政治运作体系，其消极意义被无限度发挥，从而使“孝”由一种敬爱之德演变为扼杀人们个性的工具。

二、新的社会现状赋予孝文化以新的含义
近代以来，支撑封建社会运行的制度和文化日益显示出它的腐朽性，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反省和批评传统文化中的不足。

到了“五四”时期，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文化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没有使孝文化归于死寂，相反它为旧的孝文化剔除了腐烂变质的部分，注入新的血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孝文化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相结合，正孕育着新的发展契机［2］。

首先，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往的大家族式的联合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多数子女在工作后不得不远离父母另组家庭，与父母分开居住，所以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一代户占31%，二代户占59.3%，三代户占18.2%，四代户占0.7%，五代户只占0.1%。

数据表明，以二代户为代表的核心家庭占据首位，第二位的则是一代户，独居户、空巢户都包括其中。

而以三代户为代表的主干家庭为第三位，以四、五代户为代表的联合家庭不到1%。

数据表明，在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规模下降，成年子女与老人分居，大家庭分割重组为若干小家庭。

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的部分功能弱化进而将这些功能转向社会。

其次，家庭关注的重心转移。

东方社会的“孝传统”使过去大家庭中老人地位受到尊崇，人们用“天伦之乐”来形容幸福的晚年生活。

虽然“爱幼”也是中国传统美德之一，但儿童特别是女童，受到的关爱远远不及老人。

例如在古代“二十四孝”里就有“郭巨埋儿”以“节食供母”的故事，甚至在战乱乏食时出现过“易子而食”的人伦悲剧。

一些家族严酷的家法中，长辈可以不受约束地杀死被认定有损家庭
荣誉的子女，这种种不平等现象必定导致儿童性格上的懦弱不健全。

而西方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将社会形容为“儿童的天堂，中青年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这反映出家庭关注的重心在儿童身上，相对而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非常凄惨的。

在日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这种观念目前也逐渐被接受，加上独生子女的增多，中国家庭成员所关注的目光几乎全部集中于孩子身上，“小皇帝”、“小公主”现象越来越多。

但这并不是好的转变，其结果往往是“尽孝”的义务被忽视，老人的生活更加孤独、艰难。

同时，儿童各方面的素质因长期处于保护伞下得不到锻炼，独立性差、依赖性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人格发展。

另外，随着中国人口悄然步入老年型社会，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迅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和高龄社会的出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正把中国引入一场深刻的人口转变中”美国2004年4月19日公布的一份相关报告提到，“三十五年前，中国年轻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从现在起的三十五年后，这种关系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这份名为《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的人口报告阐述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并警告中国，如果准备不充
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

在报告的作者杰克逊看来，老龄化对中国改革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

如果中国能成功克服挑战，未来将更加繁荣，而这个世界与中国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第四，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在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以往的价值。

孩子们对外部更快的信息接受能力，已经能从各个方面影响家长的行为。

在单个家庭中，孩子不再把父母视为榜样，这意味着今天的孩子与父母间出现的矛盾会更多。

两代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父母如何让孩子接受自己的世界，而孩子如何让父母理解自己的世界，他们中间有没有一座跨越沟壑的桥梁？
三、孝文化的创新
面对我们当今时代所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不加改造的传统孝文化显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创新时代，而创新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也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才能与这个时代交相辉映。

传统文化的核心——
“孝文化”必须赋予新的含义，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而要解决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上述问题，新孝文化应该具备与时代相适应的四个特征：
首先，新孝文化中的“尽孝”方式必须有多样性。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由谁来保障？在保障中，国家、集体、家庭、个人各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

中国传统的尽孝方法，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即父母在子女的家中安享晚年。

但是，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尽管我国加强了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其发展仍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更何况完全依靠社会养老不能很好地保障老年人精神上对子女的依靠。

因而“孝道”的表达方式不能仅限于单个的家庭或只依靠社会，鉴于中国老龄化的特点，要形成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和自养为辅的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尽孝”问题［3］。

其次，新孝文化还必须有互益性。

孝文化不能再是“重孝轻慈”或者“重慈轻孝”，而应兼顾两者。

对于子女来说，他们感激父母物质上的帮助，但来自父母的尊重及精神支持才是他们“尽孝”的最重要原因。

若仅以感恩回馈的情谊，用物质来维系其孝心，恐怕很难触及到孝的真义。

古孝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养关系”，总会让人觉得孝中缺少点什么，其实所缺正是一个爱字。

孝敬从根本上是基于子女回
报父母那一片真挚而浓厚的爱。

在孝文化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改变的今天，“孝”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本质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以爱为基础的“互益性”。

再次，新的孝文化必须有法制性。

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道重要的安全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尤显重要。

在建立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上，应坚持保障老年人权益，满足他们生活需要，并在城乡实行普遍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当然，养老保障体系的范围和标准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实行城乡有别的原则，还要从立法、司法等角度采取具体措施，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逐步将养老保障制度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新的孝文化的要求，同时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起重要促进和保护作用。

最后，新的孝文化还有互动性的一面。

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开放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多方位的，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他们虽然年纪尚轻，却已蕴含着影响成人世界的潜能，这表明成人单方面控制儿童成长的时代行将结束，现代社会正朝着两代人共同进步的社会迈进。

另一方面，老人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

他们知识丰富、专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在许多岗位老人仍可发挥他们的余热。

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不能将老龄化
仅看成危机，老年型社会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成熟，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也不能将老年人口作为社会负担，老年群体是蕴藏着技能、经验、智慧的人才宝库。

当然在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这不可避免地使老年人常常会有与社会脱节的感觉，这时老年人应保持年轻积极的心态，向年轻人学习以适应社会。

四、小结
时至今日，“孝”的感情纽带仍体现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弘扬孝文化，建设新的孝文化，不能隔断历史。

新孝文化的建立旨在承接中国传统美德，并赋予新的内涵，体现民族生命力的全新价值。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新文明，要外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孝道本身要在现代社会体现它的价值，不能成为束缚人们奋斗进取的文化桎梏，而应成为培养国民道德伦理的必备教育。

参考文献
［1］司马迁撰，韩兆琦主译.《史记》（汉）［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
［2］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礼记孝经》［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