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性写作

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性写作
作者：姜松王胜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9年第03期
(1．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2．浙江海洋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摘要本文在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三个基本问题，找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与批评性写作上的结合点，为批评性写作方法和模式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批评性写作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又称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语言研究或语言学批评，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

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

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批评性写作是一种实证性很强的学术行为，而不是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智慧神话，它应该关注现实问题的厘清或解决，并尽可能推动文学的进步与拓展。

遗憾的是，当下的批评性写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身与文学的这种真实关系。

本文试图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入手，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基本问题，提出在批评性写作时应该注意的若干要素，研究如何将该理论应用于批评性写作。

一、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三个基本问题
1、话语与意识形态
批评话语分析首先考察的是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中性的概念，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

Fairclough认为社会制度由“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以下简称IDF)组成。

每一个IDF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同群体相联系，大致相当于一种“语言社区”。

每一个“语言社区”都有其各自的话语规范和意识形态规范。

前者包含在后者之间，
也由后者来象征。

Fairclough将IDF中的成员称为主体，社会制度通过强加意识形态和话语限制而构建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双重主体。

例如，要成为一名批评家，就得掌握社会附加于批评家这一主体位置之上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规范，要像批评家一样看问题。

遗憾的是，主体往往并不能认识到其所处主体位置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占主导地位的IDF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能力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也就是说，能使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

所以，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

暗含的意识形态命题不仅存在于语言的表意功能，如Fairclough所考察的警察与投诉遭强暴的妇女说话时所有的“You’re female and you’ve probably got a hell of a temper”的偏见；而且还表现在语言的人际关系功能上，如Sinclair&Coulthard所考察的师生之间对话存在的话语、语用权力与责任框架，包括话轮接管、主题控制、提问的权力与作答的义务、行使交际行为的义务等。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语篇的具体特征选择性地分析及物性(如动作者、致使者)、情态(如情态动词)、转换(如被动语态)、分类(如形容词)等蕴含的意识形态。

2、话语、控制与权势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

语言结构被用来“调节人的思想和行为，将人物、事件和物体分类、划等级，以便证明某一制度和个人的地位”。

因此，所有的语篇都无一幸免地受到语言和社会的决定，无论是所谓的非文学语篇还是文学语篇。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通过描述揭示意义，而且是对意义是如何形成，如何隐蔽地给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以特权而控制意义，从而控制人作出社会和政治评论的过程。

然而，语言使用者控制话语的能力却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权势对维持一个IDF的主导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话语做批评性分析应特别重视揭示权势的作用。

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的主流话语分析所忽略的。

Fairclough就严厉地批评了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和Sacks，Schegloff，Jefferson等人所作的关于话轮的民族会话学分析，认为它们严重的忽略了权势和地位在解释话语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将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性会话上升到言语交际的原型，忽略了不平等交际中话语与语用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属于描述性的而非批评性的话语分析。

3、话语与社会
批评话语分析从Halliday关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的观点出发，认为意义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语言的使用蕴含于社会语境之中。

Fairclough认为任何话语都可以同时视为一种三维的概念：语篇，口语或书面语；话语实践，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社会文化实践。

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

二、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的新潮文体在新的体验的前提下应运而生。

此类文体的摇篮主要是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文艺杂志而非专业的学术期刊。

不知是因为这种生态背景还是主观的预谋，或者兼而有之，在篇幅上，它呈现出十分克制得体的框架形态，一气呵成的阅读成为其文字的容量尺度；在言语表达上，它洋溢出近乎狂热的修辞癖好，借助译述资源而引进的新名词术语包括新典故成为时髦的装饰，从而营造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采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作为主语的判断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个性体验；在观念上，同样是借助译述资源而张扬出差异性、反叛性的阐述立场…等等，成就了一种新批评、新学术风格的形式。

时至今日，这种写作已不再局限于文艺杂志而普遍地充斥于专业学术期刊，且以大篇幅专著形态宣告其地位的巩固。

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问题，不难发现批评性写作是指不考虑特定作者的个体情况，完全依据接受传统的要求来进行写作的模式。

只有当作者能写出一篇符合接受传统要求的批评性作品的时候，他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创作自由；如果他写出的是一篇意义结构不完整的作品，那么他的所谓“能动性”、“主体性”、“自觉性”就无从谈起。

批评式写作的过程包含了进行辩体批评和规范批评的过程。

批评式写作要求创作者必须选择某种接受传统以实现自己的创作活动，然后确定以哪些诗作为学习范本。

这个要求是强制性的，虽然每位写作人员对它的执行度不同，但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必须去实现它。

如果写作者能自觉贯彻批评式写作的要求，他对接受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就会比处在不自觉状态的人更深刻、灵活，他为自己下一步进行主体性写作时搭建的舞台也更为广阔。

相反，如果有人试图在抛弃所有接受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批评性写作他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他所处的整个世界，不顾及其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势和控制之间的问题，脱离社会，从而将自己的写作范围缩小到他本人少得可怜的纯粹的个体经验，而且在表达上也只能采取一种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理解的形式。

他一定不能只把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感按照所见、所见时的次序写下来就足够了，而丝毫不考虑读者极有可能无法体验他的所见、所感或社会也无法接受其话语。

具体到操作层面，结合批评话语分析中话语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实现批评式写作要求接受传统意象及意象组合，并以经典作品为范例将意象、意象组合和其他要素组成完整的意义结构，使得作品的各部分都获得功能、具有意义。

这意味着仅知晓某些惯用意象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如何将这些意象以符合接受传统的方式整合批评性作品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仍要坚决地拒斥以特定作者的个体感受为标准写作方式，不论其作品话语是否具有真实性，但就算它是真的，也无法使原有文本生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结构。

如此一来，这类作者并不是在进行批评性写作，而是一部关于自己认识、情感的密码，破解密码的唯一线索就是他自己的个体经验，而忽视了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三、结论
批评性创作中的“唯我”模式是最要不得的，它否定传统的权威性、否定文本意义结构的独立性、否定确立客观批评标准的可行性。

而且它也恰恰是最容易迷惑人的，因为它既不需要作者对接受传统进行深入理解，也在事实上拒绝作者之外任何人对作品意义结构的质疑，这无疑是获得写作自信最简洁的方法。

合理的写作路径，应从批评性写作入手，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基本问题，尊重接受传统并努力深化、扩大对它的认识，同时通过练习灵活掌握更多的技巧，然后进入主体性写作阶段。

参考文献
[1]李丽生．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新途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
[2]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朱嫣然．及物性分析与批评性阅读[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1．
作者简介
姜松，男，浙江师范大学硕士，浙江海洋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