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俳体诗与日本俳句的比较

2011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1－05－25
作者简介：罗孟冬，男，湖南宁乡人，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副教授。

研究方向：文章学、文体学、文学评论。

中国俳体诗与日本俳句的比较研究
罗孟冬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益阳413049）
［摘要］日本诗歌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刻影响，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诗歌形式———俳句。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它都与中国的俳体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评论；俳体诗；俳句；比较［中图分类号］
I20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专辑－0019－02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着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犹如巨大的磁场一般。

以文学为例，日本的诗歌就是在吸收中国古典诗词营养的基础上，
创立自己的民族诗歌形式———俳句。

俳句与中国俳体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俳体诗
什么叫俳？《辞源》有两种解释。

其一曰：“杂戏，滑稽剧”。

其二曰：“谈谐·滑稽。

”在我国古代，杂剧演员称之为俳优。

俳，又有“戏”的意思。

俳体诗文，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漂亮之作，这一传统也一直淬下来。

此外，如“打油诗”也是俳体诗。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覆窠俳体·打油饤饺》
就曾载唐代张打油、胡饤饺皆能诗。

这类诗，浅陋俚俗，诙谐滑稽，所以称之为“打油诗”。

二、俳句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庶民诗”。

因为它为5、7、5、17音的短句，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中国的诗词是日本诗歌的源头。

俳句，产生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76年），距今仅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在吸取汉诗营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民族诗歌形式的。

日本在历史上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于学习与借鉴的民族。

这缘于它的地域与世隔绝。

《汉书·地事志》
云：“东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注引《魏略》：“倭在东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

倭，古称日本。

《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使者自言国近日而出，以为名。

”几百年前日本的室町时代（1439－1553年），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汉诗的基础上，
终于创造出了属于日本民族自己的诗歌形式———连歌。

连歌的内容是以滑稽、诙谐为主。

形式是由长句（5、
7、5的17音）和短句（7、7的14音）构成。

江户时代（1603－1876年），由松尾芭蕉（1644－1694年）提倡与改革把发句（即长句）5、7、5，17音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来表现，
称之为俳句。

所以后世称他为“俳圣”。

三、俳体诗与俳句的异同
日本俳句的产生与中国的俳谐体诗无论从内容到形成
都有理不清的关系。

日本文人所作之诗，大多以即景、抒情、诙谐、幽默为主，所谓重大题材不多见。

我们比较一下我国俳体诗与日本的俳句。

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首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的俳谐体诗，历来不为正统看重，难登诗史大雅之堂。

而日本的俳句则不然，俳句是日本的主要民族诗歌形式。

在中国的文学和诗史上，俳谐体诗是没有地位的，虽然有些诗人们作过俳谐体诗，
但流传于世的不多。

历代各种诗文选材，几乎难觅踪影。

可以说，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正因为俳体之诗文“愈卑”，为人瞧不起，加之，倡优地位低下，更被人轻蔑，史之地位，可见一斑。

虽然俳谐体为众人喜爱，
但因其以上原因，所以，俳谐体一直以来不为人重视，仅作茶余饭后消遣游戏而为也不足为怪了。

《古今笑史》是现今所见较为完整的一部俳谐体著作。

它不同于民间笑话，也有别于冯梦龙自己所辑过的《笑府》、《广笑府》。

书中人物、史事诗词等多为真人真事。

含蓄蕴藉，
咀嚼有味。

外国曾有人说过，中国是没有幽默的。

鬼话！中国从古至今，无论人或文，从不缺少幽默者，俳体之集大成者
———《古今笑史》，便是例证。

我们不妨从中摘录几则。

其一则《金鼓诗》：“至正间，风纪之司脏污狼藉。

是时金鼓音节迎送廉访使，例用二声鼓，一声锣。

起解强盗，则用一声鼓，
一声锣。

有轻薄子为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9
1
海寇郑广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

每朔望，谒帅（帅即主帅，笔者注），群僚鄙之，不与言。

一日，群僚才坐论诗，广忽起曰：“某亦有拙句，白之可乎？”众属身（倾耳侧听），乃吟曰：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都一般。

众官做官都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然则官贼之混，自宋已然矣。

”
其二则《洗儿诗》：
“东坡频年谪居，尝作‘洗儿诗’曰：
‘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
国初，瞿存斋宗吉一诗云：
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

笔端花语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近时，杨宗伯月湖又反其意作诗曰：
‘东坡但愿生儿愚，只为聪明自占多。

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儿何怕过东坡。

”
第一则《金鼓诗》，冯梦龙将其放在“口碑部”。

在这首诗里，作者用诙谐之笔，揶谕那些个所谓的“官”员们。

因为，古往今来之不肖之人，即使皇帝的威灵也不能让他们有所顾忌，上天的责罚也不能让他们感到震惊，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害怕老百姓的嘴巴。

因为：
“人之多口，信口畏夫！而犹有甘心遗臭，由人笑骂者，彼何人哉！”
第二则《洗儿诗》，冯梦龙将其放在“微词部”。

“微词部”则开宗明义说：
“人之口，含阴而吐阳。

阳也而阴用之，则违之而非规，抑之而非谤，刺之而非怨，嫉之而非仇。

上可以代《虞人之箴》，而下亦可以当舆人之诵，夫是非与利害之心交明，其术不得不出乎此。

”
苏东坡为官曾被贬，感叹人生不易，任途多阻，故而以幽默，诙谐的口气作《洗儿诗》。

瞿宗吉也是路途块坷，虽博学多才，但命运多桀。

于是仿东坡之作而作。

杨宗的反其意而作诗，充满俳味。

我们看以上两则俳体诗。

语言浅显，并不是尊经征圣，谈不上诗教，显然是难登诗史大雅之堂的。

日本的俳句则不同。

日本人最古老的诗，是学习中国人的诗歌而写的汉诗，并多以写景状物抒情为主。

及至后来俳句从连歌中分离出来，成为5、7、5、17音的独立诗体———俳句。

就一直为日本文人所推崇。

并与其它文学体裁一道受人拥护。

其次，我们从表现内容上看，我国俳体与日本俳句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我国俳体诗，一般不外乎两大类内容。

一类是浅俗无聊而缺乏思想内容的俳体，故而有人称之为“俗词”或“俗诗”。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打油诗。

打油诗，是一种诙谐诗体。

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就将那种诗句浅陋俚俗的诗收入“覆窠俳体”类中，并且收入了唐代张打油、胡饤饺的部分诗作。

这类诗滑稽通俗，以民间口语入诗，有生活情趣，但意义不
大。

中国俳体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常常是令人一笑。

又如嘲错别字诗：
“高唐不是这高堂，主考原来两眼盲。

若使高堂登讲席，也应愁煞楚襄王。

”
这首诗写的是明代有位主考官，出题时将《高唐赋》错写为《高堂赋》。

时人作此诗讥讽。

“高唐”，战国时楚国宋玉曾作《高唐赋》。

其序云：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

”
“高堂”，指在家年事已高的父母。

此考官也真是错昏了头。

中国的俳体诗，以博人笑为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俳谐之作。

并且，中国的俳体诗，以写社会物事为主。

俳句则不然，他们的俳句，以写自然现象为主，，就如日本俳人正冈子规的“写生法”创作诗歌。

它特别强调季语在俳中作用，有无季不成俳的要求。

在日本，出现“俳谐”这个名词是在公元十五世纪。

此前日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唐诗，并形成了如下几种体式：长歌（即5音与7音句的反复，最后以7、7音结束。

句式为5、7、5、7、5、7……5、7、7），短歌（即由31音组成，5、7、5、7、7），旋头歌（即由38音组成，5、7、7、5、7、7）。

这几种诗的体式，构成了日本自己的诗歌体式（和歌）。

第三，仅表现形式上来看，中国俳体诗与俳句也有其不同之处。

中国的俳谐体，有文、诗、词、曲、联等表现形式。

从诗这种体裁的表现形式这一角度来讲，我国的各种诗体，都有成为俳体的可能。

上面我们举了许多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汉诗的诗体很多，所以只要是以诙谐、滑稽、幽默的表现手法来体现，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俳体诗。

它无论是“律”、“绝”、“古风”、“词”、“曲”（又称之为“诗余”），莫不如此。

中国的各种诗体，种类繁多，从二言诗到七言诗，到杂诗；从二句诗到八句诗，到若干行的排律、乐府、古风、自由诗等，虽然它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淫浸，以及历代诗人的发展、创新，但诗的表现形式也万变不离其宗。

虽然日本学习中国汉俳的营养，创造了自己民族诗歌形式———俳句，但它与中国俳谐诗还是有着十分显眼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第一版。

［2］（汉）司马迁：《史记·黥布传》，中华书局。

［3］（东汉）司马光：《汉书·藿夫传》，中华书局。

［4］（宋）洪迈：《容斋随笔，前言》，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宋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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