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单身狗”,而是“一个人”

不是“单身狗”，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
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独居青年（20-39岁）已达到2000万。

独居青年潮已经成为中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在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人一直以来所依赖的“关系”断了，“孤独”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心理。

凌晨2点，看着满屋一片狼藉，陆玮终于忍不住哭了。

这是25岁的她来到上海的第五年，也是一个人居住的第五年。

就像日本插画家高木直子《一个人住的第五年》里一样，自2013年和异地恋的男朋友分手后，陆玮已经习惯了生活的圈子里除了同事就只剩自己——
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跑步，一个人出门旅行，一个人生病痊愈，一个人下厨做饭一个人吃……
一个月前，为了换一个住处，陆玮又独自和房东、中介、装修队、搬家工打起了交道。

那天回居所前，她刚与试图临时加价的搬家工人大吵一架。

她想找人撑腰，结果附近男同事“正好去了女朋友那里”。

五年来，陆玮第一次问自己：“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从整个中国来看，陆玮显然不是一个人。

来自国家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

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在这个国度过着“一个人的生活”。

其中，像陆玮这样的独居青年（20-39岁）也已到了从未出现过的规模：2000万。

更直观的例子发生在中国的一些超级大都市，比如上海，“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独居户”。

“这里像东京、台北，满大街便利店、咖啡厅和快餐馆，还有满大街和我一样一个人生活的年轻人。

”在上海独自居住了2年的“90后”福建女生“鱼丸”（网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里，没有任何人会来干涉我‘单身狗’的孤独。

”
1. 逃离舒适生活圈
几十张明信片绕着一张世界地图铺满了“鱼丸”屋子的墙面，它们来自她独自旅行的“19个半”国家。

“去美国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所以只能算半个。

”“鱼丸”说自己是个“口味奇特”的旅行者——不爱酒店，习惯住青年旅社，也曾当过几回“沙发客”。

她喜欢去博物馆、二手集市和艺术街区，尽可能地避开一切游客聚集的“tour-ist attraction”（热门景点）。

一个人上路往往意味着苦行僧般地旅行。

在独自旅行的路途中，“鱼丸”能把20天的行李装进一个双肩包，下飞机后不倒时差，落地就玩。

她经常一天走8到12个小时，饿了在路边啃个三明治。

她睡过机场、夜大巴和青年旅社的12人间。

即便在美国有了旅伴，“鱼丸”还是趁着朋友还在睡觉，一个人溜出门，看了亚利桑那州粉红色日出映照下的山峦。

“我常常在出行前，把身边可能作为旅伴的人默默筛一遍，最后还是悲伤地决定独行。

”
在豆瓣上，“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女生”小组已经有了超过71万的成员。

问答社区“知乎”上“一个人的旅行真的那么酷炫吗？”，已有309个回答，“鱼丸”的回答获得了6495个“赞同”。

事实上，对于中国大城市里的独居青年而言，独自旅行意味着孤独生活的一个出口，意味着难得的自由。

“可以随心意地改变计划，可以在博物馆泡上一整天，可以在海边喂几个小时海鸥，可以不顾忌任何人。

”“鱼丸”曾在拉脱维亚首都的汽车站光靠手比划找到了下一站的位置，在苏格兰的暖阳中偶遇一片金灿灿的墓园。

她在“知乎”中这样写道，“独自旅行让我逃离了comfortzone（舒适圈），每一项行动都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旅途。

”
“独自旅行不是为了炫耀的资本，而是一种需要。

它不是生活日用品，而是以年、月为周期的心理必需品。

”自助旅行手册《孤独星球（lonelyplanet）》的撰稿人李小可从2007年开始独自旅行。

在她看来，独自旅行是脱离日常圈子的最好方式。

没有朋友的牵绊，和当地人沟通机会就多了。

李小可常常想起那些陌生城市巷道里的陌生人，迎面而来的微笑给她带来了“与当地发生联系”的快乐。

这几年，陆玮也把假期换成了一段段独自旅行：在日本大阪的乡下，连续5天和同样的老爷
爷、老奶奶一起在山顶迎接日出；刚和男友分手的春节，在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吃了饺子；在局势紧张的菲律宾邂逅了一个没有人的“私人海滩”。

“和朋友旅游享受的是和一群人在一起，而独自旅行则是去探索整个世界。

”陆玮说。

2. “竟然那么喜欢孤独感”
陆玮把自己称为“孤独享受者”，比如一个人看电影。

在上海的五年里，她积累了三百多张电影票，和别人一起看的只有3次。

住在城市西北角的她会找个人少的电影院，带上一瓶水走进放映厅。

《一代宗师》看了5遍，《地心引力》《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星际穿越》和《狂野非洲》看了2遍。

“一个人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不必迅速出戏，更容易专注。

”她引用曾经的知乎红人“孔鲤”的话——“全剧终/看见满场空座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境”。

不怎么喜欢看电影的江唯则是“一个人K歌”爱好者。

从高中开始，每个月，江唯都会找一天在中午12点到KTV，花48元点上一个小包厢和可以无限续杯的柠檬水，一个人痛痛快快唱上5个小时。

“从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到中国好声音。

中文、日文、英文一个个轮番唱过来，唱到话筒没电。

”江唯说，“一个人去K歌没人抢麦克风，想唱的歌可以唱十几二十遍，不想唱就看MV。

”
高中毕业后，江唯进入上海的一所高校。

她有些惊讶，到了大学竟然还要过集体生活。

她给自己规定：每天第一节课前，提早2小时起床，趁室友还没醒，拥有一段与自己独处的时光：跑步、健身，进行自我反省。

“有时候会反省昨天吃得太多，有时候会反思昨天对朋友说了句很不好的话。

”江唯说。

从小学就随父母工作变动不断转学搬家的江唯，部分丧失了成长过程中与同龄人建立深厚友情的可能性。

她开始习惯一个人，习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发现孤独的本质。

“人终究是要回到一个人的状态，如果要那时对孤独猝不及防，现在就习惯、就能过好不是更好吗？”
同样，陆玮发现，独居生活令自己学着更认真、更纯粹地去做一些事情。

她发现DIY做礼物、写亲笔信，取代网购礼物寄给亲朋好友。

她开始做日本流行的手帐，用绘图和日记记录下一个人走路时的“脑洞”和对未来小家的向往。

陆玮坦言，自己的工作从来就不是她的意志，而是父母的选择。

“所以只有在生活里，才可能实现我的内心。

”
“离开上海是因为当时觉得没有共同语言的人，而最终又回到上海是因为我发现，我竟然那么喜欢这种孤独感。

”网络热门视频“一人食”创始人蔡雅妮说。

3. 热闹的“一个人”
直到2015年8月专访自己的那期《鲁豫有约》要播了，蔡雅妮才把辞职创业的事告诉了父母。

彼时，距她创办“一人食”系列视频，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蔡雅妮的“一人食”系列视频能在各大视频网站以及上海、北京的不少出租车上看到，单是一集“水煮鱼”的点击量就超过70万次。

尽管如此，她还是“怕爸妈担心一个人不稳定”。

“一人食”的理念是“不孤独的食物美学”。

视频中，每个主角都是一个人面对砧板炉火、煎炒烹炸，捧着碗一个人吃完一餐饭。

他们没有讲述自己的故事，谈不上悲伤或欢乐，但在粉丝眼里，蔡雅妮用镜头、美术和色调，把本是孤独的“一人食”渲染成一件“特别小清新的事”。

大学毕业后，从事媒体行业的上海人蔡雅妮长期“漂”在广州和北京，即便回到家乡上海，她仍然选择一个人居住。

“30岁以前，爸妈还经常问我准备什么时候结婚，还和我爸大闹过两次。

”蔡雅妮说，“30岁以后，爸妈突然就不问了。

一方面，他们老了，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

另一方面，他们也慢慢觉得，我一个人过得蛮好。

”
从“一人食”视频的火爆和蔡雅妮面对父母的踟蹰，可以看到，独身文化正在呈现一种矛盾感。

一方面，“单身狗”和“剩女”们不断地陷入自嘲、调笑、打击，甚至还出现了《25岁后把自己成功嫁出去》和《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这样的耸动书籍。

另一方面，独居开始呈现雅士“对影独酌”般的美丽：既有日剧《深夜食堂》和《孤独的美食家》的走红，还出现诸如《独立，从一个人旅游开始》《一个人流浪，不必去远方》《一个人也能有很好的时候》等流行书籍。

随着“一个人”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商机也随之抵达。

例如：15平米“超小型蜗居”户型、50L左右的冰箱、1.6升的一人份小客量迷你洗衣机、超小型洗碗机越来越多，旅游网站纷纷挂出“一人游”新模式。

在上海，小小的便利店开始遍地开花。

赵燕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写字楼边的罗森便利店当了快7年店长。

店里靠窗的一侧安装了一个长条桌，6个凳子上来来往往坐下的80%都是年轻白领。

“喜欢便当和关东煮，好些人每天都来，一日三餐都来。

”
“对很多人来说，便利店是生活中唯一能遇到陌生人的空间，同时便利店又方便得像一个家。

”赵燕说。

在7-11便利店北京公司行政本部部长吴萌看来，这种感觉则是独居青年们心里渴望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公司——便利店——一个人的家”，这几乎是田海燕每天的固定路线。

这个在上海从事IT 行业的重庆姑娘有时会在便利店待上一两个小时。

“只是喝点酸奶、看看杂志、用WiFi上
网。

在便利店出没的，都是和我有着相似生活轨道的人。

”田海燕说，“看着他们就像看到自己。

”
4. 更孤独的一代
当别人谈论起蔡雅妮的独居生活，她常常愿意这样说：每一个人都有50%的可能性被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必须学会一个人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孤独。

”
事实上，“社会流动性增强”是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对独居青年现象做出的共性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认为，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局限，鼓励家庭生活和低流动率，而现代社会城市发展，则呈现高流动率。

随着人口进入城市，社会支持独居人群的相关政策越来越多，从而催生了日益增多的独居青年。

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时，张翼发现，单身男性主要集中于农村，而单身女性则集中在城市。

“后工业化时期，体力职业少了，智力职业多了，把女性从家庭之中解放出来。

女人不需要依靠男人，她们在单身状态下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比婚姻状态下更好。

”
这种趋势同样发生在发达国家。

美国学者克里南伯格在研究美国独居现象的专著《单身社会》中曾给出这样的数据：美国有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个群体在过去10年扩大了30%，其中独居女性是主体。

这些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这意味着，独居者已经成为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等。

不只是美国人，在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近45%住户为独居者。

日本如今也有约30%住户独自居住。

而中国、印度、巴西是独居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

即便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城市里的独居青年们还必须迈过传统观念的坎儿。

“现在的孩子习惯了和自己玩。

离家远了，流动多了，中国人一直以来所依赖的‘关系’断了，‘孤独’变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心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雷开春认为，即便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被渲染得美好而精彩，但这一代年轻人较之上一代会更容易体会孤独感，“正因为中国曾经有强调家庭的传统，有上一代人经历过的集体主义时代，两代人的观念碰撞之下，现在大城市里的这份孤独会显得更为特殊。

”
当一个个独居青年在城市里崛起，应当如何连接起这些孤岛呢？最简单的答案是社交网络。

“互联网可以是媒介，但不可能变成社会。

”在张翼看来，社交网络的产生为人们造成了一种“我正在与他人联系”的假象，一部分满足了人与他人沟通的需求，但无法实现真实的关怀。

“一个人的家庭或许会成为中国未来很重要的家庭形式，但必须有鼓励发展社会组织的政
策，鼓励这些个体去承担社会角色。

以一个个以兴趣、公益取向为主的社会组织来替代原本的家庭，用这样的有机体去化解个体的孤独。

”张翼建议。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王建民认为，独居青年现象至少带来了一种积极的趋势，一部分年轻人开始寻找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开始慢慢拥有独立选择的能力。

就在那一个哭出声的晚上，陆玮没有睡觉，而是默默地把所有物件都归置好。

凌晨5点，看着焕然一新的小屋，陆玮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然，“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当孤独成为一门生意
南方周末
专题按：他们开发各类社交产品，重建青年群居社区，研发暖心“大白”，甚至瞅准“一个人生活”商机……在这样一个生产孤独、解决孤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时代，聪明的创业者绞尽脑汁帮助都市人脱离孤独的苦海，然而真的做到了吗？本期专题将聚焦孤独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商业力量。

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与陌生人建立联系，不再是一场如小王子般的星际旅行。

满屏社交软件告诉你：你不是孤独一人，你被整个世界的温柔环绕。

你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怦然心动，背后都是系统和算法的上帝之手。

它是良药，也是毒药。

就像《头脑特工队》里那个怎么也干不掉的悲伤的蓝色精灵，“世界上的东西阴阳总是调和，有两个极端，你不可能把孤独干掉”。

他嗅了嗅对方手腕上的气味，试着拥抱，接着又被带到一张沙发床上，躺下。

他不知手该放哪儿，整整一个小时，他像尸体一样僵硬。

姑娘枕着他的手臂，环抱着他，他却把另一只手插进了牛仔裤兜里。

这是郑凯（化名）第一次体验蒙上眼罩，被带进一间小黑屋，带到一个陌生姑娘面前，而且还和她一起午睡。

这是一个名为“治愈系SleepTogether”的活动，由心理咨询师包大英于2015年12月19日，在一款叫做“Someet”的社交产品上发起的。

实际上，这是一场彬彬有礼的社会学实验，包大英称之为“探索陌生人的边界”。

参与者三男三女，随机配对，与陌生异性相拥午睡，你只能用鼻子和四肢感受对方。

结果只有一个人睡着了。

但睡着不是目的。

“情绪没地方发泄的时候，很想，却没有理由，向任何人要一个拥抱。

”26岁的郑凯刚来北京不久，话少，哥们儿少，乏味的他做着乏味的出版社工作。

对于他来说，点击“报名”按钮的一瞬间，散发着冒险气息——似乎这一个午觉，就能将禁锢周身的孤独感，撕开一道口子。

在这个一切都在高速运转的时代，与陌生人建立联系，不再是一场如小王子般的星际旅行，不再是一封得等上数月的笔友的来信。

只需潇洒划开手机，满屏的社交软件会告诉你：你不是孤独一人，你被整个世界温柔环绕。

敏锐发现痛点的聪明创业者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孤独的解决方案，使移动互联网成为现代人的三头六臂，成为救命稻草。

任何一个能感知孤独的人，都是潜在用户。

孤独正成为一门生意。

然而，创业者们真的找到了治疗孤独的良药？
至少郑凯还没找到。

12月19日之后的郑凯，依旧挤着早晚高峰，那次活动里认识的所谓新朋友，也都没再联系，成了他微信好友里新来的“僵尸”。

“孤独感只能缓解一小部分，结束了，又会回来。

”郑凯忧伤地觉得，社交就好比烟酒和大麻，“不能过于频繁，但偶尔来那么一下，可以”。

1. 孤独的“七寸”
五花八门的社交产品分布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各个层级。

“我要讲一个有关孤独的故事。

”2014年11月，张春在知乎上回答了“什么是孤独？”，在3096个回答中，他得到了24000个赞，排名第一。

这是关于一款名叫“花开”的交友软件死亡之后的故事。

在张春团队设计的“慢交友”里，用户需要两人一起种一株花，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面对一片软件生成的土壤，松土、浇水、晒太阳，等花发芽长大，才能慢慢看到对方的资料、照片、对话。

可一朵花要开一个月，每一步进展都要很久，很久，很久。

毫无疑问，这个软件几乎没有人玩。

冷清程度甚至让张春团队自己感到“羞耻”。

工程师在后台上架团队的新产品，“万一用户去查我们以前还做过什么家伙，发现了这么难用的‘花开’怎么办”，就顺手把“花开”偷偷下架了。

就在准备关掉服务器时，工程师竟发现了6个仍在活跃的用户。

这6个人在一个已下架并停止开发的软件里孤独地玩耍。

“我们真的想不通他们能干嘛。

”张春写道，“希望100年后
这个孤独旋转的星球上人丁兴旺，儿孙满堂。

”
2015年10月动画电影《小王子》上映后，“花开”的故事获得第二次传播。

张春反复强调，这不是团队新产品的软广告，尽管他们获得了10万新增用户的红利。

这个浪漫的故事几乎就要让“花开”复活了。

感性的网友询问张春，“花开”能否再次上线，他们说“如果我早知道，肯定会玩的”。

张春不相信。

“他们还是不会玩的”。

“我们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验证了，它不行。

它不适合市场。

”张春回答，坚定而冷静。

市场偏爱的社交产品长什么样儿？在苹果手机应用市场里，登上排行榜的150个产品，它们连名字都很相似：陌陌，叽叽，探探，派派，碰碰，抱抱；唱吧，玩吧，约吧，爱吧；或者更直接的，同城交友，同城夜约，同城在线约。

产品经理们丰富的想象力，让你可以用眼耳口鼻各个器官社交。

这些社交产品并不完全或仅仅指向孤独，它们还影射着空虚、寂寞、性与爱。

反过来，孤独也不完全或仅仅指向它们，一本书或一杯威士忌都可能是解决办法。

奇特的是，二者的交集却支撑起一片蓝海。

“从这些产品的市场营销定位来讲，就是打中蛇的七寸。

”社交产品“柏拉图”CEO苏健安说，“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往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层走了。

”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将人类的需求用阶梯划为五个层级。

五花八门的社交产品分布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各个层级。

在第三层的“社交需求”里，有一款叫“探探”的软件，奉上排着队等你挑选的异性照片，喜欢的往右划，不喜欢的往左划，看对眼了就能聊天，操作简单粗暴。

在第四层的“尊重需求”里，有一款叫“派派”的软件，在系统的安排下，能让新注册用户在三分钟内，收到来自近50人的礼物，魅力值从0猛涨至4000分，等级连升4级，那感觉飘飘欲仙。

“它们没有做错，这是一个刚需。

”苏健安说。

2. 被掌控的怦然心动
正因为系统和算法，互联网产品才完爆真实人际关系，“掌控感是100%的”。

作为一种抵抗，抑或创新，网易出身的70后苏健安做了一款不能看脸的软件。

至少一开始不能看。

聊天页面的顶端，是一个用水晶爱心框起来的百分比，代表着你们的亲密度，随着分值提高，原本模糊的头像会渐渐清晰——从0爬到100%。

对比铺天盖地的“一键约炮”，这个过程
还是太长了。

好在，系统算法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上帝般的控制力。

“这是碰点理论，来自赌场。

”苏健安解释，“在发生逃离之前，给你一个安抚，一个奖励。

”系统可以采样双方的对话时间、条数、话题，做到让“两人非常想看对方的时刻，正好等于两人互相了解对方的程度”。

但苏健安拒绝进一步透露这套神秘的算法。

基于已有的数据分析，“39%”是一个类似于“七年之痒”的临界点。

“用户总是在39%的时候，有个自我判断，是否继续交往下去”。

39%之后，就需要系统的上帝之手，来点加分或头衔的甜头，或引诱二人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让头顶那颗水晶爱心继续砰砰跳动。

曹悦棋（唱吧艺名“胖胖胖”）的甜头来自一夜走红的一首歌。

2015年8月，他在唱吧上演唱的一首《当你》，分享到微博后，得到原唱林俊杰的点赞。

唱吧是一款免费的社交K 歌手机应用。

深夜的无锡街头，他举着自拍杆录了这首歌。

画面里，曹悦棋穿着白色衬衫大步走着，带一丝羞涩，背后是昏黄的路灯，骑摩托的男女和飞驰的出租车。

嗓音不能说与林俊杰有多相似，但那一脸络腮胡子，笑起来亲和力十足。

“你能想象和体会自己刚玩的一个App，一晚上多几百个粉丝的那种欣喜吗？”曹悦棋兴奋地说。

甚至有人在唱吧告诉他：“这个胖子会是未来的大神！”
就在一年前，曹悦棋的粉丝并不是60万，而是个位数；他还是一名普通企划兼业余驻唱，还没有被称为网红；他的社交圈还是公司里的小张小李，而不是唱吧里的网红芭比兽、miao 桑和十四王。

从某个凌晨三四点，他第一次对着手机镜头唱了首《凌晨三点钟》开始，一切都改变了。

从夜里10点到凌晨的2小时，最多的时候有967865个人同时在唱吧上录歌。

“那真的是种发泄。

”曹悦棋说。

“你可能长得很丑很丑，丑到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脸，但你安安静静唱歌，也有一大堆人喜欢你。

这种感觉很爽，对吧？”唱吧CEO陈华用浓浓的商人口吻说道，“工具做得好，别人也可以，但社交属性，偶像和粉丝的网络关系，能把用户留下。

”
成名之后的曹悦棋已经离不开唱吧了，几乎每天都要打开，“我视唱吧为我的娘家App，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唱吧的帮助下，曹悦棋设计发布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2016年1月，他还受邀参加了爱奇艺的网络综艺节目《偶滴歌神啊》。

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教师李松蔚认为，人们从这些互联网产品中获得欢愉的过程，“其实就像饮鸩止渴”。

“互联网没有放大孤独，而是以一种很微妙的方式让它维持下去。

”李松蔚解释，“它不会让这个人很痛苦，但也不会轻易饶了这个人。

它是一种软成瘾，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毒品。

”
人们已经初识了科幻片里高科技带来的可喜可忧的未来。

系统也是良药，让任何一段交往，都变得安全便捷无副作用，“因为它背后就是一套算法”。

“手机或互联网产品，就是在各个方面都完爆真实的人际关系，掌控感是100%的。

”李松蔚认为，正因互联网如此完美，人们才不那么想要真实的人际关系了，“而那种难过，起起伏伏，牵肠挂肚，在我看来，才是不孤独的感觉”。

3. 徘徊在梁朝伟式的“树洞”里
“如果你一个人玩，那真的就是单机游戏，玩好几年都没有人看到你。

”
孤独在心理学上的定义，并不是loneliness，而是指isolation。

隔离，即与他人没有联系。

李松蔚表示，这个词有时并不直接指向人际关系，不在于人际关系的数量，或陪伴时间的长短，甚至都不在于人际关系的质量，而更接近于一种主观感受。

由此，互联网提出了孤独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树洞”，就像《花样年华》里，梁朝伟在吴哥窟的一片废墟中，向之倾诉心中隐秘的那个荒芜的树洞。

最早的“互联网树洞”是博客。

张春在“花开”失败后，又做了一个叫“犀牛故事”的“移动升级版博客”，“出发点是用故事社交，在故事里相遇”。

作为主编，张春最重要的工作是读故事。

她有时能看到一个人写自己痛风了，拍了一张自己痛风的脚；有时看到一个孩子失恋了，写道“我和你交往5年，终于要分手，我们要进入初中了”；还有刺青师、麻醉师、网吧网管、离婚律师、艾滋病患者的日常故事。

实际上，类似功能在1997年的猫扑、1999年的天涯、2005年的豆瓣等网络社区上早已实现。

“比如豆瓣，如果你一个人玩，那真的就是单机游戏，玩好几年都没有人看到你写的东西。

”张春说。

但不止一次，有朋友特意叮嘱张春，不要把他们的故事转发到微信上，“转了有些人就知道是我了”，像是做特务。

归根到底，“树洞”是反互联网精神的。

近乎饥渴地展示、互动、分享，这才是互联网想看到的。

“人们只要把东西写出来，就非常希望有人看。

”张春无法量化这种“被看到”的欲望，但至少大部分用户会认真回复每一条评论，哪怕只是个“赞”，他们也会回一声“谢谢”。

这使互联网产品超越了单纯树洞的意义。

用户隐秘与曝光的双重欲望，对“树洞型”产品构成一个难解的悖论。

尽管张春乐观地想，产品若能成为很多人的树洞，也未尝不可。

但所有产品经理都不会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