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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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倭人传》记载,三国时,日本耶马台国曾四次遣使至曹魏访问,曹魏也两次遣使回访。东晋南北朝时,日本大和国朝廷派使多次到南朝刘宋访问。也有不少中国人先后经朝鲜移居日本。中国移民带去了多种先进的手工技术,尤其是养蚕、织娟、制陶等技术,大和朝廷还聘请中国纺织工匠到日本传艺。中国移民为大和时期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二战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二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日关系并未受到重视。
当时,中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头等大事;对于国民党而言,则要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其反动的独裁统治。解决国内矛盾是这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无暇顾及中日关系的重建。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当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完善,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深深地影响着亚洲各国。日本朝廷不断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隋朝时,公元608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赴隋修好,第二年隋炀帝遣裴世清回访,受到日皇的隆重接待。后日本又两次派出遣隋使,并开始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唐朝时,从630-894年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遣唐使团人数众多,有时多达五百名。这些人在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和科技文化,回国后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唐初回到日本的学问僧南渊请安、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曾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日本全面移植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制度,公元646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进入封建社会。
三、二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军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1947年5月日本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逐渐走上资本主义民主化道路,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扶植和包庇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彻底铲除,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极右势力又沉渣泛起,拒不承认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亚洲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实现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课题。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既有发展又有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中日交往日益增多,但并不一凡风顺。1980年5月华国锋总理访日,这是我国总理首次访日,并商定召开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同年12月首届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北京举行,至1987年6月中日双方共举行了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1982年5月赵紫阳总理访日,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负责尽快加以解决。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同中曾根康弘首相确认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并决定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决定向我国提供第二批政府贷款。1984年9月,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东京召开,迄今为止已召开十五次。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日,这是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首次访日。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承诺向我国提供第三批政府贷款。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以杨尚昆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裕仁天皇葬礼。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明仁天皇在会见时谈到中日间不幸历史时,第一次以“表示遗憾”这种表达方式向中国道歉。1989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华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1962年11月,中日签署发展民间贸易备忘录。1971年10月,我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972年的中日建交谈判中,中国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承诺向我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从此,中日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
中日两国人民在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八世纪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长期住在中国,与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友情很深。吉备真备留唐二十年,精通唐代各种学问,回国后大力地传播唐朝文化。唐朝高僧鉴真应邀赴日,从743年起曾五次东渡,均遭失败,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中日友谊,又进行了第七次东渡,终以惊人毅力战胜恶浪得以成功,于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在日本10年,广泛介绍了中国佛学、哲学、医学和建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它主持和指导下建成的仿唐建筑——唐招提寺,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鉴真的名字和阿倍仲麻侣的名字一样,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一直铭记在两国人民的心里。唐末由于中国政治动荡,日本停止派遣唐使,禁止日船外航,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但是两国民间的商贸往来却从未中止过。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唐犁”、“唐纸”、“唐墨”等名称大量出现在日本语言里。从七世纪时起,日本就用中国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日本的都城京都也按照长安城的式样设计修筑。唐代的服饰、烹调方法、座具等也在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流行。日本的语言文字也很多来源于汉语和汉字。
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反共反苏的需要,在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扶植,力图把日本建成反共反苏的基地,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1951年9月,先是美国在排除我国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片面通过对日和约。接着美日又签订安全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5月,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1957年6月初,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7月25日,周恩来外长会见日本记者驳斥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二)天皇专制缺乏民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为进一步巩固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1881年10月明治政府发布天皇诏书,宣布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2年3月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欧洲考察西方各国宪政。最后以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以天皇的名义正式颁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的根本大法。它确立了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近代天皇制。《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条构成,最大特点是明确规定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无限权力,并使之带有神权色彩。可见近代日本实质上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极其缺乏民主性。
(三)富于侵略不断扩张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军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27年,日本军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近代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元朝统治者的侵日和日本丰臣秀吉的侵朝等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但毕竞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二、近代,日本崛起加紧对华侵略
(一)推翻幕府维新自强
公元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天皇成为傀儡。17世纪以来,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造成日本的落后。19世纪中叶,美国首先打开日本的大门,西方列强相继迫使日本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幕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中下级武士和有很强实力的西南藩主结成了倒幕派,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明治政府。为巩固政权,从1868年起,以中下级武士为首的革新派实行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和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在五十年代,中日之间民间贸易和文化交往有一定发展,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不少努力。1952年6月,我贸促会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三团体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1954年10月,李德全、廖承志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我民间代表团首次访日。1955年4月,我渔业协会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签订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6月,周总理宣布除45人外,全部释放1017名日本战犯。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曾因此中断。7月7日,中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1959年9月,周总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签署会谈公报,确认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人民友好。10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华,支持周总理和石桥湛三的会谈公报。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刘丹
日本是中国的东邻,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中日之间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友好邻邦应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古代,中日友好源远流长
在古代,日本深受先进中国文化的影响。
据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秦汉时期,中国的水稻及其耕作方法,铁器、青铜器及其冶炼铸造技术等陆续传到日本,这是中日之间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发展起来。《后汉书》载,公元57年日本曾遣使到中国通好,汉光武帝“赐以印绶”。
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十分密切。从北宋末年起,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相互往来日趋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钱、香料、药品、文具、以及各方面的书籍。中国的印刷术,茶种及种茶技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沙金、水银、硫黄、工艺品等。从元末到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使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为维护中日贸易的正常进行,两国政府曾进行过“勘合贸易”,中国政府发给日船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规定日船来中国贸易必须出示此证才能得以正常贸易。从明末到清朝前期,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之间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
(一)二战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二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日关系并未受到重视。
当时,中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头等大事;对于国民党而言,则要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其反动的独裁统治。解决国内矛盾是这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无暇顾及中日关系的重建。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当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完善,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深深地影响着亚洲各国。日本朝廷不断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隋朝时,公元608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赴隋修好,第二年隋炀帝遣裴世清回访,受到日皇的隆重接待。后日本又两次派出遣隋使,并开始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唐朝时,从630-894年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遣唐使团人数众多,有时多达五百名。这些人在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和科技文化,回国后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唐初回到日本的学问僧南渊请安、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曾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日本全面移植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制度,公元646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进入封建社会。
三、二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军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1947年5月日本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逐渐走上资本主义民主化道路,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扶植和包庇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彻底铲除,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极右势力又沉渣泛起,拒不承认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亚洲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实现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课题。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既有发展又有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中日交往日益增多,但并不一凡风顺。1980年5月华国锋总理访日,这是我国总理首次访日,并商定召开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同年12月首届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北京举行,至1987年6月中日双方共举行了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1982年5月赵紫阳总理访日,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负责尽快加以解决。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同中曾根康弘首相确认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并决定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决定向我国提供第二批政府贷款。1984年9月,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东京召开,迄今为止已召开十五次。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日,这是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首次访日。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承诺向我国提供第三批政府贷款。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以杨尚昆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裕仁天皇葬礼。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明仁天皇在会见时谈到中日间不幸历史时,第一次以“表示遗憾”这种表达方式向中国道歉。1989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华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1962年11月,中日签署发展民间贸易备忘录。1971年10月,我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972年的中日建交谈判中,中国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承诺向我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从此,中日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
中日两国人民在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八世纪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长期住在中国,与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友情很深。吉备真备留唐二十年,精通唐代各种学问,回国后大力地传播唐朝文化。唐朝高僧鉴真应邀赴日,从743年起曾五次东渡,均遭失败,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中日友谊,又进行了第七次东渡,终以惊人毅力战胜恶浪得以成功,于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在日本10年,广泛介绍了中国佛学、哲学、医学和建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它主持和指导下建成的仿唐建筑——唐招提寺,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鉴真的名字和阿倍仲麻侣的名字一样,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一直铭记在两国人民的心里。唐末由于中国政治动荡,日本停止派遣唐使,禁止日船外航,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但是两国民间的商贸往来却从未中止过。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唐犁”、“唐纸”、“唐墨”等名称大量出现在日本语言里。从七世纪时起,日本就用中国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日本的都城京都也按照长安城的式样设计修筑。唐代的服饰、烹调方法、座具等也在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流行。日本的语言文字也很多来源于汉语和汉字。
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反共反苏的需要,在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扶植,力图把日本建成反共反苏的基地,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1951年9月,先是美国在排除我国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片面通过对日和约。接着美日又签订安全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5月,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1957年6月初,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7月25日,周恩来外长会见日本记者驳斥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二)天皇专制缺乏民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为进一步巩固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1881年10月明治政府发布天皇诏书,宣布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2年3月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欧洲考察西方各国宪政。最后以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以天皇的名义正式颁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的根本大法。它确立了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近代天皇制。《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条构成,最大特点是明确规定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无限权力,并使之带有神权色彩。可见近代日本实质上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极其缺乏民主性。
(三)富于侵略不断扩张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军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27年,日本军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近代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元朝统治者的侵日和日本丰臣秀吉的侵朝等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但毕竞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二、近代,日本崛起加紧对华侵略
(一)推翻幕府维新自强
公元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天皇成为傀儡。17世纪以来,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造成日本的落后。19世纪中叶,美国首先打开日本的大门,西方列强相继迫使日本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幕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中下级武士和有很强实力的西南藩主结成了倒幕派,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明治政府。为巩固政权,从1868年起,以中下级武士为首的革新派实行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和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在五十年代,中日之间民间贸易和文化交往有一定发展,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不少努力。1952年6月,我贸促会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三团体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1954年10月,李德全、廖承志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我民间代表团首次访日。1955年4月,我渔业协会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签订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6月,周总理宣布除45人外,全部释放1017名日本战犯。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曾因此中断。7月7日,中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1959年9月,周总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签署会谈公报,确认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人民友好。10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华,支持周总理和石桥湛三的会谈公报。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刘丹
日本是中国的东邻,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中日之间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友好邻邦应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古代,中日友好源远流长
在古代,日本深受先进中国文化的影响。
据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秦汉时期,中国的水稻及其耕作方法,铁器、青铜器及其冶炼铸造技术等陆续传到日本,这是中日之间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发展起来。《后汉书》载,公元57年日本曾遣使到中国通好,汉光武帝“赐以印绶”。
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十分密切。从北宋末年起,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相互往来日趋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钱、香料、药品、文具、以及各方面的书籍。中国的印刷术,茶种及种茶技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沙金、水银、硫黄、工艺品等。从元末到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使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为维护中日贸易的正常进行,两国政府曾进行过“勘合贸易”,中国政府发给日船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规定日船来中国贸易必须出示此证才能得以正常贸易。从明末到清朝前期,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之间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