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文学研究”期末结课作业

“台港文学研究”期末结课作业

陈映真与他的乡土小说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里，“乡土”主题的创作可谓历久而弥新。关于“乡土小说”的阐述最早来源于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尽管鲁迅未对“乡土文学”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尽管描摹原乡题材的作者背景、年岁有异，怀抱亦自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却共享不少叙事抒情的模式：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

六、七十年代美、日资本不断向台湾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层渗透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陈映真认为台湾正“处于文化解体、生态崩溃、精神荼毒的过程中”。城市是首先受到资本浸淫的地方，所暴露的问题也最为明显。他急切地要批判殖民体系、资本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却又避开对都市生存状况的直接而深入的挖掘，转而描写跨国企业下的世态人情。事实上，这正是陈映真思考当代殖民体系下、都市化进程中的台湾问题的独特视角。陈映真的小说，如果仅仅从具体的乡村或乡村人物去理解，大概很难说是所谓“标准”的乡土小说。然而，正是陈映真，他把“乡土”推上了隐喻和象征的层次，以表达中华民族对文化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诉求。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出狱后写的首篇作品，复杂的题材和深刻的寓意别开生面，标示着他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的转折。小说以女秘书刘小玲与林荣平、詹奕宠的感情纠葛为线索，以跨国公司老板在台湾超越经济的渗透为背景，来展开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了台湾社会工商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病态，也涉及到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走向，从中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回归乡土的愿望。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品的象征不仅仅是技巧的、个体的，而是融入思想主题的总体象征。作品当中“长尾雉的标本”作为林荣平外表堂皇、内心卑怯的象征，无疑是道德小人的写

照；“温柔的乳房”既实写刘小玲丰盈美丽的青春，也象征旺盛美好的民族肌体；“沙漠博物馆”喻意了建立在精神荒原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景泰蓝的戒指”，表面上是詹奕宏和刘小玲东方式的定情物，实则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夜行货车”则是复兴民族精神、回归乡土的巨大象征。在这里，我们可以获取一个基本的信息：作为台湾新兴的乡土文学的主将，陈映真关于乡土文学的认识，是基于浓厚而且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上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那种意气飞扬、勃勃向上的民族正气及其认同感，那么，陈映真小说也许不会如此厚重，如此耐人寻味。

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的产物，于是我们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中更多地看到了其中“城—乡”的对立，这种对立往往是因为城市文明的发展与乡村文明的落后来体现，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批判的意识去写乡村生活。但是到了陈映真这里，这种对立已经消失不见，甚而连城市与乡村皆隐而不显。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浓墨重彩地描写跨国企业、跨国企业下的人的生存形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却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剑走偏锋，淡淡地点染出虚虚浮浮的乡土世界。然而正是在这里乡土才向我们开启出来。他的小说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乡土世界，同时把乡土又置回到都市生活境域之中，保证了乡土在想象中无限延展的自由。城市和乡村本质上彼此有别，但却相互依存，城市依傍于乡土而生，乡土通过都市涌现出来。在陈映真那里，

乡土的涌现不是基于一贯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乡土本身的隐匿于都市背景使得乡土精神被凸显。这正构成了陈映真想象乡土的独特方法。

“乡土”的意义在于它“ 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家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正如齐益寿所言“世界上有两种乡土文学，一种是一般的乡土文学，一种是特殊的乡土文学。一般的乡土文学，其内涵不外是田园牧野的风光，民众的生活和信念，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情调的文学。特殊的乡土文学则产生在一种文学受外来文化压制侵蚀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之后开始反抗，要求自立自主、反对崇洋媚外，而落实到本土精神中的文学。”“乡土”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虽则虚无缥缈而不可捉摸，但作者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中汲取了抗击资本社会的战斗力量。陈映真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作家，就在于他从虚无的“乡土乌托邦”中获得精神力量，把希望安置于由现实本土精神所建构起来的渺远“乡土”世界。

陈映真的乡土小说创作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蕴，而其思想内蕴的内核即是以平民的生存境况作为他看取世界的基本视角，以平民作为自己的审读对象，以平民的叙事立场进行着沉思的审美。作家在小说文本中繁复地叙说着平民身心的苦难，鲁迅式地揭批现代企业下“人”的异化现象，肯定、认同维护民族尊严、保持个人自尊的“人”。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平民关怀意识又丰富了其内涵，给人带来更深刻的思考。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家族环境对其影响无疑是很深的。陈映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过很深的基督教宗教精神的熏陶，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怀，这种人道主义式的心怀使他眼里更多地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而几年的牢狱，也让他对人性，对人生看得更透，更远。

在台湾，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都在转型，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特别是在跨国企业大量建立的地方，在这样的企业内部，无疑会感受到人性异化问题的巨大冲击。而《华盛顿大楼》系列正是在作家自觉批判人性异化、促使人性复归的使命意识的驱使

下，创作出来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着墨重点，不在跨国公司之外，而在其内，在那些被裹挟到这种企业内部来工作的各种人物的命运和心态。陈映真异常尖锐地批判人性的异化，这种批判首先表现在他塑造了一些屈服于异己力量、人性被扭曲的人物形象。

《夜行货车》中的林荣平在这一类屈从异己力量、人性被扭曲的形象中具有典型性，更有代表性。作为公司主管财会的经理，他养成了一种奴性的思维方式。他的情妇刘小玲受到了老板的欺辱，但他听后的反应是“他的怒气竞不顾他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的自尊心，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可奈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上。”再说到《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受了主管上司愚弃，即将实现的愿望梦一般破灭了。一怒之下他便向主管的杨伯良大发脾气愤而辞职。然而他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早己“成了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门下的奴隶。”想挣扎出来，那可是太难了。于是，杨伯良打电话叫他去上班时，他只好服服帖帖地回去。在异己的力量面前，他只有屈从。这里展现出的是一个灵魂被扭曲的具体的心灵过程：既有因羞辱而来的出于捍卫人的尊严的愤怒，也有因人的嫉妒本能而起的情感波澜，但更为突出的是一种冷酷的现实利害的权衡，地位得失的计较。利害得失的权衡，终于战胜了他的自尊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扭曲了的人性，甚至于人性的沦丧。

无疑这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的侵略与掠夺，批判笼罩在台湾中、上阶层的像浓雾一般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猛烈地鞭挞那些丧失国格和人格的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热情地赞美了那些胸怀坦荡、脊梁挺直、宁损自身利益、不丧失民族尊严的爱国者。乡土小说“贯穿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祖国民族、乡土与文化的认同和卫护。”《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就是这样一个青年，他对洋老板摩根在刘小玲面前说的侮辱中国人的脏话，提出严正的抗议，愤然辞职。对于詹奕宏这一位热血的台湾知识青年而言，人格比饭碗更重要，绝不能以屈从洋老板的意志，丧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