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以“租界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沪上生活方式的影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浅谈以“租界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沪上生活方式的影响【摘要】沪上的文化被称之为“海派文化”，“海”乃“海纳百川”之寓意。海派文化源于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强制性的侵入，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反而让上海成为多种文化汇聚的集结点，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本文旨在特定分析“租界文化”对沪上生活方式的影响，来一窥上海，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市魅力之所在。

【关键词】租界海派文化生活方式兼收并蓄

一、租界的起源与特质

中国近代之有租界，由上海开始。租界按字面意思解释，是“租借地界”的意思，这自然远不能传达其特殊涵义。对于租界概念的表述，尚无定论，大体而言，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由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1

清政府出于“华洋分居”的考虑，对租界内洋人的活动，包括政策规定、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之类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任由大小租界各自发展。在各个租界中，以英、法、日三国为主，让身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充满了异域风情。

英租界在整个上海最大的，而且也是最发达的地段，位置在当时苏州河以南，静安寺以东，洋金浜（今天的延安路）以北地区,李家庄〔北京东路〕以南的土地,确定英租界西部界线为界路〔河南中路〕。到1848(道光廿八年),英租界扩张，西部界线至泥城浜〔西藏中路〕。这一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浦西最繁华的地段，外滩33号留下的原英国领事馆便是这一段历史的象征。英租界带来的是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尤其是各类商业。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人。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

上海法租界，主要位于上海市的卢湾区（已并入黄浦）和徐汇区两区内，东部狭长地带则伸入今黄浦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其狭长的形状让它和外界的接触更多，独特的法国式生活情趣也由着狭长的土地蔓延至上海的其他角落。法国式的浪漫与优雅让原法租界的土地成为沪上文化气息最浓的所在，霞飞路、巨鹿路、复兴中路等等，巨大的法桐掩映下的绵长

1费成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研究室《中国租界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384页

而又不宽的道路，以及道路两旁掩映这个各式花园洋房，法租界带给上海的是无尽的浪漫气息。

1871年中日建交以后，日本人陆续进入上海。早期来沪的日本人多数聚集在虹口吴淞路、武昌路一带经营照相馆等小本生意，或经营妓院谋生。1915年，日租界内的日侨已达到7169人，人数居各国侨民之首。日租界面积不大，可人数众多，且在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更是被日军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与英、法租界相比，日租界留下的大多是苦难的记忆。

二、“租界文化”下的沪上生活方式的改变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受到长江下游杭嘉湖平原的良渚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吴越文化的繁荣之所，明末清初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家角镇的水乡街巷、松江醉白池精典的江南古典园林，无不彰显着最正统的吴越文化。2

而租界的闯入无疑是将原本平静如水的吴越文化打乱，将上海由原本的水乡都市推向了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建筑结构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库门了。石库门广泛存在于老上海的弄堂内，它起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狭小的土地无法满足习惯了高宅大院的上层阶级的要求，要想在狭窄的空间内营造出不输于宅院的江南风格，商人们选择的是一种创新型的建筑方式—石库门。早期的石库门仍保留着江南大宅院的余韵，窄小的门厅之后仍有三进、五进，以石料作门框，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后围墙与前围墙大致同高，形成一圈近乎封闭的外立面。所以，石库门虽处闹市，却仍有高墙深院、闹中取静的好处，颇受当时卜居租界的华人士绅、富商的欢迎。

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更为豪华的里弄式花园洋房的兴起，石库门也弯下了她“落寞贵族”的身段，成为属于最寻常的百姓的住宅。褪尽铅华的石库门在普通市民们的使用下，反而散发出她最大的魅力。新式石库门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石库门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符合城市生活的经济与舒适并存。而随着租界文化的深入，石库门也更加西方化，老式石库门常用的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也已不再使用，石料的门框也改用清水砖砌，门楣的装饰也变得更为繁复。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的门楣也变成了三角形、半圆形、

2陶松龄陈蔚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化与文化魅力的探究》，《城市规划》2001年第25卷第1期

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新式石库门还会在门框两边使用西方古典壁柱的样式，作为装饰。3

一方面，石库门对土地的节约和“向上发展”的建筑理念让寸土寸金的城区留下了更多土地给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石库门的存在大多在市区的繁华地段，对于市民而言，地理条件的优越也为其生活带来了最大的便利。也有人提出，正是以石库门为代表这的狭小的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上海人“小市民”，不够大气的性格特征，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精明是在快节奏的城市节奏逼迫下无可奈何的生活之道，身处租界，又在最繁华的地段，纵然有着最便利的消费条件，可是经济条件的制约让市民不得不低下头，在一分一厘间为生计做着打算。租界营造出的繁华和自身栖息之所的狭小营造出的心理落差，带来的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压力和失落。

石库门的演变折射出沪上百姓生存方式的变迁和生存的不易，而另一标志—咖啡馆和法国梧桐，折射出的则是上海人独特的优雅和闲适。

咖啡馆和法国梧桐大多是法租界留给上海的遗产，大多分布于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掩映在茂密的法桐之下的咖啡馆，三两个读报、戏猫的老人，这几乎成了王安忆笔下老上海人最悠闲生活的标志。上海最早的咖啡店为在外滩的“东海咖啡店”，最要供来往商船的外国水手享受，之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大，各类咖啡馆便如雨后春笋在上海出现。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道：“你见过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吗？纹丝不乱的头发，精致的礼帽，亮亮的皮鞋，举止文雅像个绅士…”咖啡店优雅的气息不同于传统的茶楼、茶馆，少了一份说书人的高谈阔论，店小二的殷切吆喝和茶客们的嬉笑怒骂，多了份安静，这也形成了“海派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优雅与“小资”，让上海在繁华与喧嚣中多了份让历史和文化沉淀的宁静的心绪。

咖啡馆带给上海人的绝不仅仅只是慢节奏的享受生活，更有革命的激情和先进思想的萌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岁月里，“左联”的筹备会议，以及文艺界的有些秘密会议，地点几乎都固定在“公啡咖啡店”的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里。租界内的咖啡馆空间为革命者提供了某种“感觉结构”，而在这一“感觉结构”中，革命者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在和认同，并以此对抗着权力中心的控制和压迫。而这种认同感的背后，是对咖啡馆所表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与诉求。4

3黄岩松上海中星志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石库门住宅的特征和变迁过程》，《安徽建筑》2006年第6

期

4W. Scott Haine，The W orld of the Paris Café: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 orking Class，1789－1914（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