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路在何方

中国纪录片路在何方

纪录片在中国人的心中并不陌生，它以其纪实本性所固有的穿透力、震撼力，日渐赢得越来越多观众的心。然而，随着上个世纪《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龙脊》等一批优秀纪录片创下的收视狂潮，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纪录片栏目的昙花一现和前仆后继，中国的纪录片成长之路也越来越迷茫。在中国纪录片不断普及不断获奖的时候，中国电视纪录片收视率的低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本文就以探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之路为线索，结合中国市场化实际对中国纪录片走出困境、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做以初步探讨。

曾经的辉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和《话说长江》在全国播放时，收视率曾高达30％，直追同时热播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和《红楼梦》。1991年的《望长城》，以其创新的创作形式引起轰动。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每天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栏目，曾一度深入人心。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中国电视纪录片创造了辉煌。

中国的第一批独立纪录片诞生自部分电视剧导演之手。这些在影视圈里小有名气的制作人利用自己在圈内的关系，拍摄自己感兴趣的纪录性低成本影片。后来，随着中国人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经济比较宽裕的年轻人开始对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对拍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以《生活空间》和《纪录片编辑室》为主要阵地，加之其它电视台的纷纷效仿，迎来了中国纪录片的首次市场高潮。

这些纪录片栏目能够迅速获得较大的收视率，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其一，20世纪9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变革使全民意识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观众提出了对于精神产品的诉求。其二，纪录片栏目化的最大魅力给观众的最大感受就是纪录片的平民化视角，观众透过它看到了身边人，这样的形象使观众感到亲切，并透过镜头对自身的生存开始反思。其三，纪录片栏目吸纳了一批优秀的创作者，制作出一系列的精品，打造出一系列品牌，形成巨大的市场号召力。

现在的尴尬

然而现在，我国纪录片陷入了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国内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频频，另一方面却是对纪录片的资金投

入越来越少，许多片子叫好不叫座，难以再现万人空巷的辉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后，从1995、1996年起，中国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低迷困境。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奇迹之后，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例如曾创下36％的收视奇迹的《纪录片编辑室》在近年已降至7％左右。随着纪实浪潮的消退，纪录片在创作上也进入萎缩状态。尤其是以电视台为中心的体制内创作，由于收视率的大幅滑坡，纪录片创作人员的转行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把这种转变单纯地归因于市场或者观众都是不恰当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多变化，包括审美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一方面让人积极向上，但另一方面又给人带来压力，比如说很多人都面临着的生存问题，要求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竞争状态，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要观众晚上还看让他思索的片子，我认为是苛求的。另一方面来说，电视台都要考虑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电视剧、新闻、娱乐节目可以带来广告客户，也就不太可能把重点放在高雅深刻的纪录片上。

我国电视的目标群体足以中低文化层次为主的观众，而电视的播出体制必须靠播广告来谋求生存和发展。于是，电视剧几乎占领了所有频道的黄金时间，而作为影视中蕴含深

刻文化积累的纪录片，却被打入了冷宫。纪录片的对象受众并不是所有的会坐在电视机面前的人，当娱乐和商业的口号被放大到极致，当社会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民主和科学精神还没有到位，电视剧、综艺娱乐节目仍然会继续攫取大部分观众，同时还有日益贴近群众、接近事实的新闻节目正迎头赶上。这就决定目前的纪录片很难坐上收视率排行榜的前几位交椅。

路任何方

精品化：纪录片品位的提升关键

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米齐?戈德曼认为，西方纪录片的表达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复杂，它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个“考验”。而中国的纪录片则比较注重传达资讯、讲述过程，对观众的挑战性较小。如果中国的纪录片要赢得更多的观众，那它们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问题和探讨问题，特别要提高讲故事的艺术，不要把纪录片的语言变成“讲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纪录片都存在单一、平面的问题。科学、自然、探险等方面题材的明显缺少不谈，即使在社会人文领域，我们纪录片的选材也仍显出了平面、单维，并存在明显的趋从心理。风光片、光环人物、边远地区、部落群体、

“老百姓的故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类型，且宣称觅到了纪录片的“正宗”。

纪录片的精品化就要尝试表现形式的多元化，表现为取材、主题、手法的多样性，但纪录片的内核却足一定的。比较中外的纪录片，可以发现，“矛盾、冲突和追问是外国纪录片题材的核，哪怕是记录平静的日常生活，这种矛盾性和冲突性，也能被挖掘出来。，这就是他们的纪录片的魅力，能够成为超越国家、种族、制度而共享的精神营养。”而我们的纪录片似乎更注意题材的表意符号，欠缺穿透力，不少片子足思想和形式大于内容。

除了创作理念和形式的转变，技术更新也有助于类型化。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记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个人化，摄、录、编可以由一个人独立甚至轻松完成，制作人可以从容自如地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这种变化已经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虽然这是非主流形态的，但对体制内的创作方式却是一种补充，蕴藏着一些新的可能性。

类型化还应该从国际纪录片界吸取养分。近年来，国家如日本、法国、美国，个人如小川绅介、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都具有深刻影响。通过交流，中国纪录片人对纪录片的含义、纪录片对现实的观照和态度有了新的认识。比如独立纪录片，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开始沉淀到底层

生活中去，更耐心和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真实、具有质感和意味的生活场景。他们的《阴阳》、《江湖》、《八廊南街16号》、《彼岸》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几乎没有运用宣传片惯用的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体制内的纪录片也可以从国际上得到启示。

大众化：纪录片生存的必由之路

中国纪录片真正开始占有市场，是以1993年北京和上海几乎同时崛起的两个栏目《生活空间》和《纪录片编辑室》为主要标志的。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曾创下36％的史无前例的高收视率；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段时期，涌现出一批规模巨大、内容深刻、制作精良的纪录片。

随着我国电视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问题已经横亘在纪录片发展道路中。市场化要求纪录片形成流畅的市场供需体系，拥有足够丰富的产品和比较规范通畅的交换渠道，并能吸引广泛而持久的观众。但是，纪录片市场的规模和收益一直在缩水，纪录片在电视台中的边缘境地在市场化面前更显分明。尽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规范市场，注入足够的资源，是纪录片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3年6月，中央电视台推行末位淘汰制，《纪录片》栏目更名为《见证》有幸保留下来，但是，目前《见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