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沦陷

张丽钧

孙隆基教授讲过这样一则故事：恶魔化身为名厨，为国王烹饪。当时的人们以素食为主，从不为了口腹之欲而去杀生。但是，恶魔成了宰杀动物的“始作俑者”，他屠杀鸟兽，以为食物。他让国王品尝鲜血的味道，让国王变得像狮子一样凶猛，但却像奴隶般地臣服于他。恶魔让国王品尝了四天的极品盛宴，而他所希望得到的报酬仅仅是在国王的双肩上各吻一下。国王恩准了。没过多久，国王双肩上就各长出了一条蛇。群医束手无策，刚将它们切割掉它们就又长了出来。后来，恶魔又出现了，他对国王说：“这是你的宿命。你不能把蛇切掉，只能让它们活着，且必须用人脑喂食它们，令其饱食而熟睡。”于是国王每天宰杀两名少年，取脑饲蛇，从此成为杀人如麻的暴君。

孙隆基教授得出的结论是：美食是魔鬼送来的礼物。

在这个星球上，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痴迷于“魔鬼送来的礼物”。李波先生早就将中国人的宗教定义为了“吃教”。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憨吃、闷吃、傻吃、癫吃、疯吃、狂吃、蛮吃、胡吃、乱吃。中国人靠“吃”来认识、解释这个世界——探索叫“尝试”，思考叫“斟酌”，理解叫“消化”，不求甚解叫“囫囵吞枣”，理解不透叫“生吞活剥”……近些年，又有人创造出了“精神大餐”、“视觉盛宴”、“文化快餐”之类的流行词语，瞧，离开了舌尖与胃袋，我们简直就不会说话了。

《舌尖上的中国》挑逗着中国人的味蕾，也挑逗着中国人的神经。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既赚涎水又赚泪水、既赚眼球又赚银子的纪录片。连拍摄花絮都那么动人，为了拍好某种食材，摄像师跋山涉水、卧雪滚泥、爬树登天。片子拿出来，一片喝彩声，但也有例外——有个不长眼的外国人看了节目之后竟叹气道：“他们拍摄食材可真卖力！不过，要是镜头对准的是人就好了。”旅美作家沈睿说了句“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不停地说自己的饭何等好吃，而其他国家的饭不如自己的”，差点被“舌尖粉”们的唾沫淹死。网上有个两分多钟的视频，记录的是中国厨师活杀蛇、活杀鱼的大场面——那奋力蠕动的蛇被活活剖杀，切成段，放进餐盘里，每一段蛇身都在颤抖，评判者伸出一个指头，十分在行地碰触那抖动的蛇身，发出赞许之声；厨师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飞快地刮鳞、剖腹，然后，握住鱼头，将鱼身在油锅里来回摆动着烹炸，盘中的鱼被浇上汁之后，嘴还在不停地噏动，无耻的筷子，已经恬然伸向了它……有个网友留言：“感觉好耻辱。”

一个被饥馑折磨了几千载的民族，它的节日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与食物紧密关联的——元宵节、粽子节、月饼节、饺子节……“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这些恶俗到狗血的民谚未必没有道出一些人的婚姻观与出仕观。“吃教”的信奉者们心底激荡着一个令人惊悚的声音：“我吃故我在！”

犹太教有一条奇特的教规：人类不得在一头饥饿的动物面前进食，必须首先喂它。李波先生说：“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忍看一头动物饥饿，他就不忍看一个人饥饿，反之亦然。

据说，将一头猪从耳朵吃到尾巴的民族只有汉族。我们向来不忌口。在白洋淀一个小餐馆，服务员向我们推销标价令人咋舌的“水鸟馅饺子”。我们嫌太贵，推销者带着明显的鄙夷口吻说：“你也不看看，那水鸟多瘦啊！一只水鸟的肉才能包三个饺子。能不贵吗！”窗外，恰好有水鸟叫着，听声音，即可约略猜到是那种极娇小伶俐的鸟。便忍不住想：小鸟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曾料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仅仅是三个饺子？同胞啊，你除了用舌尖去欣赏一只水鸟，就找不到别的欣赏途径了吗？

拒绝“魔鬼送来的礼物”，应该是人生的第一大修炼，因为，纵宠舌尖上的欲望就等于纵宠灵魂的沦陷。我们有一个痛彻骨髓的教训——吸食鸦片。你看那些“瘾君子”们，为了图一时之快，不就欣然听任自己的双肩长出斩不死的毒蛇来了吗？

一个信奉“吃教”的民族，注定难以在精神上得到必要的提升与超越，其文化也便难免表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偏执。目下，“吃货”已经由贬义词提升为中性词，且大有进军褒义词之势。“标签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他就会不自觉地做出与之相称的“自我管理”。“吃货”为了不枉为“吃货”，就要大吃、特吃、比吃、赛吃、偷着吃、藏着吃。你去高级饭店明察暗访，我就躲到偏僻会所、农家大院、单位食堂去吃！名声插到大粪上也要吃！脑袋掖进裤裆里也要吃！自称“吃货”的人们啊，

愿你们听到这振聋发聩的声音：“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