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和影视的关系一直是近几年来文艺界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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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和影视的关系一直是近几年来文艺界争论的焦点,影视作为一种新生媒介仅有一百多年的生命力,而文学则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
虽然影视艺术的发展尚不完善,却呈现出勃勃生机,这多少引来文学这位老将的不满,文学常常以高雅自居并与影视明确划清界限,影视被一些学者强制贴上“肤浅”“低俗”“去文化”“无思想”等各种否定标签。
但影视并未因此产生任何消极情绪,而是通过改编文学小说或“收编”文学作家队伍等方式弥补自身缺陷,同时也加快步伐壮大自己的科班队伍,以争取独立行走,早日摆脱文学拐杖。
如果将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算作电影诞生日的话,那么电影这个文艺“青年”和文学“前辈”比起来,不论是资历还是阅历都显得短浅而不足,而作为后起之秀的电视则更是一门年轻艺术。
但是年轻同时也昭示着力量,新生所以更有朝气。
在短短的100多年声光岁月里,影视艺术一路轻歌曼舞,以它直观生动的视听语言优势,在现实或非现实的荧屏世界中创造着票房,在技术的日臻成熟中,一路高歌凯奏创下收视奇迹。
影视的崛起给文学造成冲击
近几十年来,影视艺术以一种螺旋式的速度不断发展完善,并且凭借着它强大的极速传播、及时传输、广泛辐射优势吸引了大批观众,加之快节奏的生活步调和种种现实压力,人们已经无暇徜徉于文学海洋中去咀嚼文字的奥妙,细品文学的魅力,而融合了众多艺术在内的影视艺术,几乎是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写真集。
文学正渐渐被人们疏远冷落和边缘化,惶恐不安和末日情结笼罩着文学界,作家的话语在众声喧哗的视像时代显得微弱而苍白,许多学者预言,文学的隐去对于在影视媒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灾难,对文学的放逐和影视的追捧必然带来文化的失落和整个民族人文精神的下滑。
一些学者认为影视就是文学的衍生体,影视是倚靠文学的力量发展的,一旦没有文学的支撑影视必然垮掉,“随着‘影像狂欢时代’的到来,在视觉文化渐趋成为主导型文化、文化市场日益丰富的今天,当代文学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轰动效应。
上世纪文学的无限风光已不复存在,如今人们更愿意选择读图方式,而非先前的纸媒阅读”[1],文学为了生存不得不借助影视的力量发展。
许多不知名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在饱览过一场场视听盛宴后观众意犹未尽、热情仍旧不减,带着的好奇又去品读原著,被改编的文学作品瞬间成为畅销书在各大书店被抢购一空,当年电视剧《大宅门》《雍正王朝》热播的同时,文学读本也十分地畅销。
也有一些文学读本是在影视作品热播以后推出的,借着影视的余温和轰动效应继续“走红”。
文学的这种“寄生”和“附体”身份,引起作家很大的不满,曾经位居神坛的文学如今不能再以高雅自居,在这样一个大众消费时代,作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多少会显得曲高和寡。
“静穆自持和面向观众,这一矛盾是所有艺术作品都有的。
具有庄严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只顾闭关自守,不愿与观众说话,结果就会显得枯燥。
反之,如果过分面向观众,结果固然使人愉快,但也会丧失纯真。
”[2]面对影视这一新生媒介的冲击,文学应该何去何从,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大众文化的浪潮,作为“晚辈”的影视要想长期发展,又应该如何面对文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影视要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文学
影视艺术毕竟是一种新的媒介艺术,起步发展仅仅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各个方面还不成熟。
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如果没有文学作支撑,影视艺术很难在
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飞速发展,可以说影视艺术是站在文学“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因而,影视艺术要以谦卑的姿态面对文学,影视若想长期生存,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提升。
成功的影视剧本来源于好的故事蓝本,影视剧本大体有两种类型: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
原创剧本是影视编剧专为拍摄影视剧而写,具有直接目的性和很强的针对性,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计和语言对话安排方面都是按照影视剧的拍摄原则编写,对文学性的要求较低,更多的是追求情节张力和戏剧冲突。
但是一个影视编剧如果没有较强的文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很难写出成功的剧本,因为人物和对白对于影视剧本来说是最关键的,优秀编剧笔下的故事张弛有度,笔下的人物形象典型丰满,人物对白也引人入胜,能够经得起观众推敲并且极易在观众中广为流传。
如《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影视编剧,电视剧一经播出,“许三多”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台词设计非常精彩,诙谐幽默而意味深刻,简单浅显却又意味深长。
另一种是最常见的是由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绝大多数有品位、上档次、能吸引观众的影视剧则是来源于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
例如小说《围城》《新星》《四世同堂》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3]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大多也是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高粱地》;《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等等。
由此看来文学对于影视的作用不可小觑,影视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文学的支撑很难有精品之作,虽然也不乏有成功的原创影视剧,但是毕竟少之又少,大多数脱离文学的影视剧都是急功近利、肤浅浮夸的急就章,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长久下去必然会走向没落和瓦解。
文学应以宽容的胸怀迎接影视
对于文学来说,权威的丧失和话语权的取代必然伴随着时代的阵痛,然而多媒体视像时代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文学要正视影视,并且要以长者的姿态帮助影视与影视合作共赢,而不是抬起清高的头看低影视。
文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学内容博大精深,底蕴宏厚悠久,早已形成一套完善的艺术体系和价值逻辑。
而影视仅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还是一门年轻艺术,需要老一辈艺术的滋养和渗透,作为“长辈”的文学不应该拒斥新成员,而应敞开胸怀拥抱影视。
一种艺术样式的出现必然会影响到另外一种艺术的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旧的艺术不再适合时代节奏时,旧的艺术不应该誓死坚守和排斥新生艺术,而是要及时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否则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每一个时代都有符合这一时代的文化媒介,这是一个理性衰微的时代,精神的消费已经成为少数读者浸润心灵的生态之旅,书店的读者越来越少,电影院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越来越多,书本渐渐远离大众的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将电视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媒介,而电影更是中上层阶级的消费对象。
传统的文字传媒已经难以负载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影视媒介的内容承载优势和强势覆盖力量正是文字媒介难以企及的,影视艺术能够融合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文学、戏剧等各种艺术于一体,综合其他艺术的优势于一身,面对来势凶猛的信息洪流,文学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和岌岌可危,而影视以其巨大的信息负荷和“泄洪”能力,将这股洪流的嚣张气焰迅速浇灭,并且由于影视中多种艺术样式的“分流”作用,各种信息得到有效疏通,在影视这条大江中分支并流,有序传输。
当文学被这股洪流冲的头晕目眩时渐渐
意识到自身的势单力薄,后文化工业语境下,文学不能再孤芳自赏而是需要凭借影视媒介来涉渡,文学能够利用影视媒介的视听优势克服文字本身的审美疲劳,所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借助影视的力量发展。
面对视觉文化的冲击,文学没有必要哀叹和担忧,因为影视和文学交融共生的,他们既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各自发展,又作为彼此依托的双方共同发展。
“影视同期书”就是二者共赢互助的成果,“影视同期书就是与热播的影视剧同期或后期推出的文学读本,它是以影视媒体转换成印刷媒体的形式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剧本—影视的改编过程,而倒置为剧本—影视—小说,它是传统小说与影视剧作两种艺术形式的衍生物”
[4]影视这一新生媒介的出现必然会对文学造成一定的挤占,但是文学要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影视,媒介融合是历史必然,文学要在不谄媚低俗、俯就庸俗、附庸金钱的艺术宗旨下创新求变以顺应文化大潮。
文学与影视联姻,共建绿色多元文化
影像狂欢时代,文学的视听觉转向成为一种必然,曾经的大批读者如今变为了影视观众,丰富多彩的影音造型比诘屈聱牙的密黑文字更具吸引力,直观生动的画面图景展示比需要逐字阅读的文学读本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取向。
但是站在文化的潮头,影视艺术不能无厘头的标榜自身优势,影视的巨塔无论建到多高都不能推掉文学这座基石,否则短暂的辉煌也只能是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徒有虚幻的外表而没有坚实的根基,一旦地表“震荡”就会成为一片废墟,瞬间化为飘渺虚幻的泡影。
影视的娱乐泛漫和谄媚收视往往会造成作品人文精神的缺席和思想内涵的丧失,虽然现在是自由主义媒介时代,观众拥有最大限度的媒介自主权,但是影视剧不能为了暂时的利益而贩卖长久信誉,影视媒介既然已经担负起审美认知和人文教化的职责,就要有媒体担当意识,向大众传播积极有益和健康向上的文化内容,而不是追求纯感官刺激和娱乐至死的视觉狂欢。
传播学者林雄二郎将在电视的影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为“电视人”,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一切从电视中寻找行为标准,以电视媒介提供的做法为参照,这些人患有严重的“媒介依存症”。
现代人过度依影视媒介的心理,使他们很容易被大众媒介左右思想,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的价值标准趋于同质化,思想观念逐渐被固化,文字媒介的力量越来越微薄,此时就更需要强大的影视媒介担起审美引领作用,在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的灌注之下,提升影视的艺术质量。
现代人对于影视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文学,影视对大众的影响效果也是之前的文学难以企及的,影视艺术正像一面旗帜,左右着观众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旗帜的任何一点倾斜都有可能偏离价值中心,因而影视要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文学在价值引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荡涤人的灵魂,因而影视和文学联姻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媒介共融的时代语境中各取所长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