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民主自由公正的差异

长期以来，有一种相对普遍的观念，认为中国和西方确实是文化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一准则就是自由，西方人自由惯了；而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

正是因为中国缺少自由文化、不讲个体自由，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才能采取“封城”“戴口罩”“隔离”等措施，并迅速取得防控疫情的阶段性胜利；而西方的自由文化、大讲个体自由才导致了其应对疫情的措施无法正常实施。

在此次疫情之下，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下自由的话题，改变一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想法。

西方民众对自由的推崇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信仰，成了一种终极价值。

有些人可以说是已经深陷自由的原教旨主义中了，以至于可以不要健康和生命也得要自由。

从他们参加集会、参加游行示威、拒绝戴口罩、反对社交距离等行为上都可以看出来。

这里确实有中西文化在对待自由方面的不同，在中国很少有人把自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去谈。

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不讲自由，也不能认为一讲自由就是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最终追求的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

有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有集体主义的自由。

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谈自由，而在于应该怎么谈自由。

我们不能看到西方媒体以自由和人权来批判中国，就反感谈自由，看到西方民众自由观的问题和缺陷，就批判西方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我们不能放
弃自由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应该思考何谓真正的自由、如何追求自由这样的问题，让自由理论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才能有助于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西方民众所讲的自由实际上主要是指自由权，是个人自由的权利。

自由之所以深入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被当成属于每个人的、不被侵犯的纯粹的权利。

而主张自由最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政府权力，其最积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遏制政府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和干涉。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这种追求对于最终战胜君主制、特权制，对于保障个体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今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过度强调，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集体动员，不利于社会整体力量的发挥。

在新冠疫情中，民众会以妨碍个人自由权利的名义，导致抗疫举措大打折扣，难以落地。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些人对他人、对社会不负责任，从心底里排斥一切规范规则。

自由因此会成为个人任性与随意的正当性外衣。

一些人口中所谓的自由，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制止他们，任何事都不能成为侵犯他们自由的理由，包括新冠病毒。

在中国讲自由，不会只讲到个人的权利，一定会同时讲到责任和义务。

人之为人，为社会人，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必须面对家庭、集体、国家、社会，必须遵守法律、道德、责任、义务甚至传统观念，
所谓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

在中国，这句话被广泛认同：只谈个体权利、不讲或少讲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的自由，是不可能被认可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