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

1.整体性和个体性

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中国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逻辑和个体思维为特征。

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整体性和综合性，其渊源可追溯到《周易》。《周易》以代表大地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将象征万事万物的其余六十四卦置于其后，以天地位准则，将天地间的道理普遍包容在内，从整体上把握宇宙和万事万物，形成了概括天地间的世界体系，体现了一种系统的整体观。这种思想传承已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深远，以中医为例: 《黄帝内经》是中国精粹的医学典籍，其典型的特征就是整体性模式。它不但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还把天、地、人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保持健康的四大平衡，即动与静的平衡，阴与阳的平衡，酸与碱的平衡以及最重要的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中医把人的身体结构看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将五行与人体的五脏联系起来，讲究整体的辨证施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系统思想。

与中国重视整体性相比，西方则更强调个体化或个性化。受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影响，人是由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有最高的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尊重人的个体性。同时，西方人明确地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相区分，并分别做出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人与物质互相独立，物质又可分并有自己内在运动规律，这种的思想深深影响着西方，逐渐形成了西方人逻辑分析和个体思考的思维模式。

2. 直觉经验性和逻辑实证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中了悟而不重实证”，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

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

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从对主体世界确定性质的探索，到主体思维确定性质的考察，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依赖理性的力量，以实证或思辨为武器力求回答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康德以批评理性的精神，全面探索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辩证法思想重新确立了理论对现象世界本质的可知性，重新架起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彼此过渡、转化的桥梁。这种逻辑实证性思维是对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与深入挖掘，对西方科学及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