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诗

论散文诗

论散文诗

西渡

散文诗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我们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从完全的诗到完全的散文甚至是拙劣的散文的许多大不相同的东西。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鲁迅的《野草》，统统被称为散文诗。要从这些相去悬殊的作品里，给散文诗的性质做一个总结是困难的。散文诗到底是什么？瓦莱里认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存在两极，一极是音乐（也就是他说的纯诗），另一极是数学。在这两极之间，是诗和散文的各种过渡状态。散文诗无疑属于典型的过渡状态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解释几乎无助于我们对散文诗的理解，我们对这一文体的种种疑惑也无从解除。散文诗在诗和散文的过渡地带中，偏向于诗的一端还是散文的一端？或者说，散文诗是诗对散文的占领，还是散文向诗的侵入？它是诗的内容而采用了散文的形式，还是散文的内容而加以诗的装饰？

这些都是疑问。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是无谓的问题。散文诗就是散文和诗的混合，知道它有几分像诗，又有几分像散文就行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认识对创作和批评都是不够的，而且是有害的。叶维廉就曾批评“不少中国作家，尤其是大陆的作家，只把散文略加美化便冠之以散文诗之名，其实，它们往往只是一种美化的散文而已，没有诗的‘触动’”。如果作者在下笔之先对散文诗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他笔下的作品势必变成非驴非马的东西；如果批评家对散文诗没有一个恒定的，起码是相对稳定的尺度，那么他对于作品的判断也势必陷入游移不定之中。

诗和散文是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在什么情形下都能进行嫁接。诗和散文属于两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小说把世界想象为一个故事，戏剧把世界想象为一场冲突，连普通的读者也熟悉这样的分别。但对于诗和散文的分别，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者也很少知其所以然。在我国自古就有深厚的诗意散文传统的文化氛围中，更容易忽略这种差别——我们很容易把散文和诗的分别仅仅停留在纯形式的层面，即有无规律的音节和是否分行上。实际上，诗和散文的分别首先体现在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诗以情感和直觉的方式感受、领悟世界，散文则以知性的方式观察、思考和认识世界。诗所面对的世界是未成的，散文所面对的世界

是既成的；诗的世界是可能的，散文的世界是实存的。也可以说，诗歌创造世界，散文解释世界。诗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象征的，它是对世界的本质和整体的领悟。在诗中，有限的诗的形象总是暗示着无限的、作为整体的世界。极而言之，一首诗自成一个宇宙。因此，诗拒绝依附任何现成的力量，它在铁板一块砖中看出缝隙，在看似遥远的两岸搭起桥梁。散文的思维则是逻辑的、推理的。散文总是试图把自己证明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也就甘愿停留于有限和局部。诗所创造的世界，不能说与我们身外的世界无关，因为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经验显然是诗的创造的动力和材料

来源的重要方面，但作为完成的作品，诗的世界并不依赖于外在世界，而是平行于、独立于外在世界。它作为诗的价值也在于此。诗越独立、越自足，它的价值就越完全。换句话说，诗正是通过它的独立与世界发生联系。散文却不是这样自为的存在。散文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譬如它对世界的观察是否准确，它对世界的解释是否正确、能否得到客观的验证，以及能不能依赖这种解释去干预世界。也就是说，散文以实用为目的，而且正是其实用价值的大小决定了散文价值的大小。散文因而总是依附于传统、习俗和伦理。这些可以说是诗和散文在性质上的最大分别。

诗和散文形式上的分别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节奏和韵律的有无的问题。诗以情感的方式感受

世界，不同的情感对应着不同的生理条件和反应，而各有其特定的呼吸和节律。这种情感加上语言推进的时间因素，便成为诗歌的节奏。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情感总是音乐化了的。其音乐化的程度，也就是诗的纯粹的程度的指标。所以，瓦莱里认为纯诗是完全的音乐。诗的推进所依赖的主要就是这个音乐的力量。显然，诗的节奏和韵律并不独立于诗的内容，它是和诗的内容密切相关的。而散文的推进则主要依靠逻辑的力量。散文毋须借助音乐的力量，而且音乐有可能对散文的内容造成损害。我们很难想象一种音乐化的数学。事实上，音乐化不但不能增强散文所依赖的逻辑力量，而且会降低这个逻辑的力量。我们有时以数学比拟诗的简洁和精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诗和数学在性质上有什么相同之处。

既然诗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这样的分别，那么诗和散文的结合，在何种方式、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呢？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诗和散文的结合是不可能的。早在波德莱尔发表他的系列散文诗之前，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就对诗歌和散文的混合发表过中肯的意见：“只就形式的方面来看，内在的散文倾向应当会发展成为带格律的言语，而内在的诗歌倾向也可以发展成为自由的言语。然而，诗歌和散文多半都会因此受损，其结果是，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散文内容既不完全具备散文的性质，也不完全具备诗歌的性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歌，也同样如此。”（见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

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洪堡特的意思是，如果只就形式来看诗歌和散文的问题，那么散文对其自由的厌弃会使它内在地倾向于追求形式的律化，从而最终演化成带格律的语言；而诗歌对格律的厌弃会使它内在地倾向于追求形式的自由，从而最终演变为自由的语言。但洪堡特认为，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最终都受制于它们所要表现的内容，从而约束了它们各自的反向运动。也就是说，诗所以有诗的形式是因为它有诗的内容，散文所以有散文的形式也因为它有散文的内容。诗的内容就应当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诗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全。但终身执着于纯诗的瓦莱里也说了，纯诗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到达的目标。因为诗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不纯的，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散文的。也就是说，纯粹的诗只是一个理想的远景，而实存的诗总是诗和散文的某种结合。那么，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某种程度的结合，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个意义上的散文诗是脱去了诗歌袍服的诗，也就是郭沫若所谓的裸体美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失落的光环》也许可以认为是对散文诗的文类性质的某种揭示。这首诗写一个诗人在死亡横行的泥污的马路中间丢失了诗的光环。紧接着波德莱尔说了下面的话：“我告诉自己，任何坏事都有它好的一面……现在我可以微服出游，不带任何阶级的行为意识，可以纵情享乐，像常人一样。”这篇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在工具理性（它在诗里以死亡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