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尚书》之古今文分歧

浅谈《尚书》之古今文分歧
中国学术界史上影响最大、历时最长的一场争论无疑是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那场纵贯千余年的今古文之争。

而在这场空前的学术争论中，当属《尚书》之争论最为激烈……
今古文经学派之争始兴于西汉而鼎盛于东汉。

西汉初期为适应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列《公羊春秋》等今文经书为官学，由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今文经成为当时显学，开始了独霸时期。

古文经传虽经秦时焚毁和秦汉战乱，仍有很多留存于世。

至汉武帝时，朝廷已收集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经传古文本，《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故在西汉成帝年间，随父奉诏校秘书图书的刘歆就发现了用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经过精心研究，他认为这部《左氏春秋》传比当时已被立于学官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好，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刘歆又引“左氏”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与此同时，发现于孔壁的《古文尚书》，《逸礼》，还有毛公的《毛诗》在社会上流传日广，并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因此，刘歆提出了立此四经博士的建议，然而那些抱有政治私心，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五经博士“或以《尚书》为备，或不肯置对”。

于是，刘歆作了篇《移让太常博士书》，借此谴责五经博士的“深闭自固”，冥顽不灵。

但因触动了当时政治
利益集团，刘歆被迫外迁为官，“求出补吏”。

在这场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派没有成功，但刘歆等人借此扩大了古文经的影响，促进了古文经在西汉时的传播，为之后的发展繁盛做了铺垫，刘歆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古文经学派的宗师。

自此，古文经学派日益壮大，与今文经学派产生了巨大分歧，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

今文经学家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世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

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研究往往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作论证，而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托古改制”。

古文经学家多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

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

此后千余年，古今文之争经历了东汉郑玄兼容古、今经学之长，两派界限归于泯灭。

时至宋朝又掀起了一场疑古思潮，直至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波澜壮阔的今古文之争中，最为激烈，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尚书》之争……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儒家五经之一，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资料的汇编，其时代从尧、舜、禹经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

作为上古文献，它成为其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学派政治
学说的基本经典；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谈到《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不可不提的便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

秦人焚书，禁止《诗》、《书》和“百家语”，由此《尚书》大多佚失。

济南伏生藏《书》于壁中，秦亡之后教授《尚书》于齐鲁间，文帝召其入宫，因其年近九十，老不能行，于是命“掌故”晁错前往受书，得其二十九篇，以当时隶书写成，故曰今文《尚书》。

《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未，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

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碧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于孔壁之中发现的这本《尚书》，因其是以战国古文字书写的，故称其曰古文《尚书》。

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古文《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孔安国献书于上，后因巫蛊之事，终未能立于学官。

不久安国卒，古文《尚书》遂藏于中秘，外人不复得见。

后刘歆欲立其为官学，关于《尚书》的今古文之辩由是展开……
《尚书》今文经共三家：伏生、大夏侯、小夏侯；古文经共一种：古文《尚书》。

今古文学派关于《尚书》的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尚书》真伪问题。

今文经学家认为由伏生所传之书为真《尚书》，认为古文《尚书》系刘歆伪造；而古文经学家认为古文《尚书》为孔子所作，斥今文经为赢秦火焚之余，认为汉代距孔子之时已远，口耳相传难免出现讹误，而今文经学者“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琐辞”，终未能彰显儒家道义。

如今,由于
清华简的出现,《尚书》之真伪业已昭然，但学术界纵贯千余载的争论并不是毫无意义，正是因为真伪之谜的困扰，才激发了中国学术界对《尚书》研究的无限热忱，才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史料遗产。

再者，我们不必太过纠结于《尚书》真伪的迷雾里，伪《尚书》也记载了上古历史，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和利用它的价值，充分发掘其中真实的、接近历史的部分。

二、对《尚书》的理解和应用不同。

今文经学者观《尚书》，以阐释微言大义为要，以求经世致用；而古文经学者观《尚书》，以训诂名物为主，注重发掘其中的史料价值，主张为治学而治学。

我认为《尚书》作为古籍，其所蕴含的道、理自是博大精深，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其中的道、理，为经世致用也好，为训诂探史也罢，只要是有益与人，有所启发，那我们就应该充分汲取古人知识的精华。

也就是说对古籍我们要全面吸收。

三、今文经学家主张阐释《尚书》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家主张通训诂、通大义。

因讲求微言大义，今文很繁琐，秦延君说《尚书》“尧典”二字，竞达十多万字。

说“曰若稽古”四字，多至三万字。

一部经书的章句，多至一百万字，少的也有几十万字。

苦学习《尚书》的人深受其苦。

光武帝自己在学今文时，也吃过这个苦头。

他当皇帝后，便令儒臣删五经章句作为太子的课本。

桓荣删欧阳氏《书经》，从四十万字删为二十三万字，桓郁又删为十二万字。

又，张奂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字为九万字。

可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废话。

《汉
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这确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

古文家主张通训诂，通大义，所以没有繁琐的弊病。

东汉时，“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由于今文的繁琐。

人们都不愿意学了。

对此，我认为古文经学家的通大义比较适用，微言大义不是全无益处，只是通大义的做法更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知识。

四、是否立古文《尚书》为官学，并设立博士官职。

刘歆当时欲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传》这四经博士，遭到了今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

我认为这是引发两汉时期古今文之争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反映了当学术依附于政治时所产生的恶果。

两汉时期，博士职位一直为今文经学所垄断，立古文经学便意味着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今文经博士的优势会受到挑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激烈反对。

所以才出现了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的事件。

透过古今文经之争看中国学术界的历史，发人深省。

下面谈谈我的几点心得……
学术界的百花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发学术界的勃勃生机。

像两汉时期今古文学派的交互独霸，一来压制了另一方的发展，一来也使自身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这种权威式的学术风气无疑是学术界的毒虫，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应该人为的立“权威”的，那只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及学术自由。

当然，即使不立权威，“绝学”、“微学”的成长也不会是一帆风顺。

这样就要求有良知的学者能够发扬刘歆那种为“道”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人人都有“移让太常博士”的精神，这样才容易作出通天的“文章” ！
学术始终要保留自己的那片净土，一旦出界，必受玷染。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以学术作为盾牌维护自己的统治，两汉时立五经博士，博士职位一直为今文经学所垄断，长期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孤陋寡闻，怀私意、“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

这样的恶果正是由于学术依附于政治所引起的。

当然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那种体制，正因为有了官学，有了博士制度，才有了既得利益，才有了被压抑的“野学”，才有了专横跋扈的“官学”。

缘此，我们一定要共同开垦出这块学术沃土，无需金风玉露，但求幽静清凉。

千百年的《尚书》之争还让我明白了，学术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不只可否理解为“学无止境”），我们要以开放的、创新的、辩证的心态去发掘我们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