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易程氏传》“开物成务”的意与味

略论《周易程氏传》“开物成务”的意与味
摘要：《周易程氏传》是程颐花费毕生精力写成的唯一的完整著作，是他政治、哲学和人生的全部体悟。

后世今人十分重视该著作的价值，把程颐视作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哲人。

然而笔者认为程颐不首先、也不只是一个哲人，他首先是、并且更应是一个胸怀忧患，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开物成务”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理解，探讨了《周易程氏传》的“意”与“味”。

关键词：《周易程氏传》；开物成务；君子；忧患
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32-02
《周易程氏传》，又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是程颐花费毕生精力的唯一著作，是他政治、哲学和人生的全部体悟。

程颐十分珍重这部著作，他说：“某于《易传》，杀曾下功夫。

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商量，书则未欲出之也。

”[1]374其学生尹■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

《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

”从总的看来，后世学者对《周易程氏传》中的易学概念、体例、解经之法以及哲学理论已作过比较充分的研究。

然而程颐在《易传序》中痛心感慨：“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颂言而忘味。

”[2]1，“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2]1，程颐认为《易》的最终落脚点在“开物成务
之道”。

北宋时期先后产生了一大批以任道为己任的儒者，程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同《易序》开篇中所言：“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

”[2]2本文试图探讨在重建价值信仰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北宋时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开物成务”的“开何物”、“成何务”、“如何开物成务”三个方面对《周易程氏传》的“意”与“味”进行粗浅的探讨和还原。

一、开何“物”
通览《周易程氏传》，“道”出现的频率十分高。

仅以《周易程氏传》“卷第一：周易上经上”为例，“道”字共出现了三百次左右，这些“道”既有形而上的“天道”、“地道”，也有形而下的“君道”、“臣道”，还有功夫论上的“尽道”、“守道”等等。

另外，“理”字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并且“理”逐渐由一般的形而下之“理”凝练为形而上之“理”，逐渐与形而上的“道”等同起来。

“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

”[2]2
道学十分重视《大学》，程颐对其中的“格物”也有自己的解读：“格，犹穷也。

物，犹理也。

犹曰穷其理而已也。

”[1]316《周易程氏传》中“开物”之“物”即是程颐在《大学》中理解的“格物”之“物”。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1]12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程颐所开之“物”的意思不是具体的形而下的事物、人物之
“物”，而是从“道”中逐渐演化、提炼出来的形而上的本体之“理”。

“道”和“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之一，老子最早提出“道”的概念，“理”最早是韩非子开始使用的。

“道”、“理”的概念和内涵一直都在不断扩展和丰富，并且日益交叉互解，以致发展到后来“道理”成为一个固定的词组。

程颐哲学中使用的“道”和“理”正是一个两者交错难分的状态，最终程颐把“理”上升为一个与“道”等同的形而上的本体。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宋代程伊川（颐）以理为宇宙本根，理实即是道之别名。

理论实即道论的新形态。

”[3]24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程颐的“‘理’乃是‘道’，是‘形而上’，或如西方哲学所说的‘抽象’。

”[4]249因此，在《周易程氏传》中“理”、“道”即是“开物”之“物”，“物，犹理也”。

“开物”即是明“理”、明“道”。

而且程颐从儒者事功的角度出发特别重视“顺理”、“正道”，也就是“开物”最终是要“顺理”、“正道”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正所谓“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

”[2]91
二、成何“务”
通览《周易程氏传》，“君”、“臣”用词的频率十分高。

同样以《周易程氏传》“卷第一：周易上经上”为例，表示“君王”、“君道”的“君”字使用了一百余次；“臣”字使用了三十余次；“君臣”并举十余次。

比如：在《乾》卦中：“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

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

”[2]2在《坤》卦中：“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

”[2]13“君臣相际而道亨……君臣
道绝，贤者隐遁”[2]19等等。

另外，“君子”一词在“卷第一：周易上经上”中使用八十余次，并且时常把“君子”和“君”、“臣”之词并用。

比如：在《泰》卦中，“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2]63《否》卦中，“君子固守其节以处下者……其志常在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2]71。

由此，不难看出“开物成务”的主体是“顺理”、“正道”的“君子”，君子“志在君”。

北宋经历了古文运动的洗礼，确立了“道统”观念。

对儒者而言，道的权威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的，而“内圣外王”又一直是儒家精神的精髓处。

因此儒家“君子”的终极志向就在于用道的权威辅助“君王”成就治国安邦的事业。

这就是“君子”所成之“务”，这就是“开物成务”所成之“务”。

“入世”精神以及强烈地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学以及儒者的鲜明特点，正所谓“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程颐生活的北宋可谓是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他年仅十八岁就曾撰写《上仁宗皇帝书》，要求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儒者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

这种抱负是源于对家国天下的一种强烈地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政治抱负实现的直接途径就是“得君而进”，就是得到君王的信任而入仕为“臣”。

所以《周易程氏传》中大量使用“君”、“臣”和“君子”，一方面鲜明地表示了“成务”的主体是
“君子”，“成务”是“君子”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达了“得君而进”是君子“成务”的基本内容，“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

三、如何“开物成务”
1.知周万物，道济天下
程颐认为《易》的法则就是万物之理，“开物成务”的前提就是“知周万物”，就是穷尽万物之理。

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乾》卦中进一步说明“理”的特征：“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

”[2]1总体上看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把“理”理解为万事万物存在的规律、本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就是要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遵循其规律和规范，只有认识了万物之理，才能够用以指导人生社会以及治理天下。

如前文所述，“开物”以“顺理”，“正道”方能“成务”。

《系辞》中说：“易之义，与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违，相似，谓同也。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义之所包，知也。

其义周尽万物之理，其道足以济天下，故无过差。

”
2.立纲贤才，同治天下
程颐认为“成务”首先要“立纲”，历史治乱兴亡的关键在于维系纲常等级制度。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

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

”[2]362乾为君，坤为臣，乾为尊，坤为卑，高卑有别，贵贱有分，如此君臣次序便定下来了。

尊卑贵贱的差别，是宇宙总体的道，社会安危治乱也要遵循这样的道。

程颐
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同治”，君臣齐心协力才能实现政治的和谐有序，这也是“立纲”的意义所在。

程颐几乎把所有卦的二、五爻位都是解作君臣上下关系，十分强调君臣的相应相求，君臣“同德”、“志同”方可通泰无碍。

“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

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另外，程颐强调君臣之间应以“诚”、“礼”相待。

“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

”[2]65 当然程颐也对君、民关系有很多论述，但不是重点，因为君、民之间隔着“臣”，臣是君、民的链接和桥梁，而且“成务”的主体是“君子”，是“得君而进”的“臣”，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处理君、臣的关系。

只要立稳了君臣之纲，“君”以“诚”礼贤下士，“臣”与“君”同德同志，就能同治天下。

3.鉴史慎革，守成天下
在《周易程氏传》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以佐证易理，程颐认为以史为鉴是“成务”的历史观要求。

在《睽》卦中，“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圣贤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2]217。

同时，程颐认为变易、变革是世间万物的根本法则，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

”[2]281“革”就是革故鼎新，就是去除弊病，是促进事物新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所谓“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
亨。

”[2]280程颐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为现实政治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但是，程颐的变革思想又是很谨慎的，用现在的话讲，程颐是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

首先他认为“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

”也就是说革命需要时、位、才三个条件充分具足。

除此之外，程颐还坚持“革之有道”，所谓“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致弊害”。

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就是天理。

这种审慎的变革思想是程颐对一生政治阅历的总结和思考，尤其是他本人曾深陷当时新旧两党的惨烈斗争中，最终被贬为涪陵素衣。

程颐的审慎可谓患始患终，“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2]285。

天下之难难于“守成”。

何以“开物成务”，不是毫无章法、秩序，也不是随随便便地变革、折腾。

程颐认为应当君臣同德相应，知周万物、立纲贤才、鉴史慎革，这样才能道济天下、同治天下、守成天下。

参考文献：
[1]程灏，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程颐.周易程氏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