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顺序无差,而立言最难

“立德、立功、立言”，顺序无差，而立言最难

管理视角看国学（203）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先生说：“伟大呀！像尧的为君呀！高大呀！只有天能那么高大，只有尧可与天相似，同一准则了。广大呀！民众没有什么可以指别称说于他的了。高大呀！那时的成功呀！光明呀！那时的一切文章呀！”

上章孔子强调一个优秀的领袖要“有天下而不与”，把天下当做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作为谋取自己私利的禁脔，但是，不谋私利的领导是否就是好领导？非也，因为有些领导尽管不谋私利，但也无所作为，浑浑噩噩，尸位素餐。《人民的名义》中的孙连成区长就是这种类型领导的代表。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要有所作为，应该怎么有所作为呢？孔子在这里又举出了尧的案例来说明。这段对尧的评价和赞美，前半段近道家，后半段才是儒家的风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是讲道，“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是讲德；“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这是讲要把德施与民，转换成礼乐刑政的制度体系，带来国民的安居乐业。“焕乎，其有文章。”是讲他还能给后世流传下来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开万世的太平（朱子和钱穆认为文章为制度礼仪，制度礼仪见诸文字，我觉得重要的在

于可流传继承。）后面三项，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道家和儒家在对德的强调上是重合的，但道家从德向上推，儒家是从德向下走，所以道家认为是道生德，而且“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认为儒家强调仁义礼智，是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是无本无根的。而儒家认为道家的道德是空虚玄远的（天道远，人道迩），所以强调从日用人伦的修身中而成德。但从孔子对尧的赞词看，至少在孔子自己心中，认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是应该从天贯通下来的，而且以天为最高准则和评判依据。只是“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至于孔子为什么不讲天道，是因为自己也不掌握？还是认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语上”？还是认为只有以人道为起点才能上达天道？这个我们就不好猜测了。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道家的体系里，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尧的效法天，也是效法天运行的自然规律，在对天的运行规律的效法过程中成就人的德。而天地“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样的大德，一般人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见其外化的功用，而不知其内在的本质，所以就“无能名焉”，此所谓“上德不德”。但它施行于人伦日用，发用为礼乐制度，又无不中节，所以能够见之于成功的效用。而且它还能给后人留下宝

贵的经验，使其成功不止造福于当代，还能启发后学，泽被千秋。

传统中国文化的崇拜对象概括为“天地君亲师”，分析来看，天之下的地、君、亲、师都是通天的路径和法门，但是文化的延绵和积累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地君亲师”的作用日渐强硬和坚固，反而成为通天的障碍，如荀子就强调要法先王，法圣人，这和西方文化所强调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相比较，中国文化中的“天地君亲师”崇拜就容易变得保守和固执，文化积淀转而成为文化僵壳，从而阻碍对自然规律的开放性、动态性探索。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是就学习的顺序而言，是从文从言开始，而这个文，自然是先圣先贤的“立言”才能有后学用来学习的“文”，学习的过程是从“文”到“行”到“忠信”，是立言、立功、立德的顺序，成德之后，再施之于事业，在事业成功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规律，变成可教育后世的著作、言论，这个过程的顺序是“立德、立功、立言”，德是自身的，功是见诸于当代，言是流传于后世。一定意思上，立言最难。著述者何其多，但其言论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叫立言，无论从大历史看，还是具体到一个行业，能立言者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