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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学的基本知识
比较文学分支之一，也是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又称“誉舆学”（Doxologie）。

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如从“放送者”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流传学”。

它主要研究作为“放送者”的某国、某民族的一种文学现象（特别是某个作家的作品）流传向外国、外民族的情况，包括这一文学现象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它的流传过程、流传路线、流传方式；
比较诗学:是一门年轻而又极具生命力的学科。

它始于清末的王国维，30年代得到初步的
发展，80年代得以复兴。

在世纪之交，正是由于其学术视野上的多元性以及多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吸附着大批海内外学者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的种种方法和观点被广泛运用到比较诗学的研究上，既丰富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又更加贴近诗学的"人学"本质。

“比较诗学”的内涵
比较诗学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它是一个文学理论比较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领域，它既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诗学研究概述（一）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比较诗学研究情况——法国学派对比较诗学的否定立场导致比较诗学研究进展不大
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观点使他们坚持主张“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从而否定了主要运用平行研究方法的比较诗学，导致20世纪上半叶比较诗学基本处于尚未展开的状况。

1、原因：①突破法国学派的樊篱之必然。

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设置的森严璧垒，强调在平行的比较研究中寻求跨民族、跨语言界限的文学的共同规律。

比较诗学在其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②比较诗学顺应了比较文学发展的趋势。

平行研究开创的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把比较文学从文学史领域带入文学理论领域，这不仅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理论的运用，而且意味着对各国（各民族）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是必须的。

2、发展状况——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大规模发展。

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大量涌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成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中西比较诗学的兴起与发展
中西比较诗学的兴起与繁盛，是比较诗学当前发展的一大趋势。

为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港台和海外华裔学者、国外汉学家和西方学者，以及大陆学者。

1、台港、海外学者在比较视域下对中国诗学价值的新发现——以代表性人物的贡献为例
⑴刘若愚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是海外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借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

⑵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与刘若愚类似，提出了“文化模子”理论，主张比较诗学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寻求跨文化、跨国家的“共同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

国外汉学家和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俄国的瓦·阿列克谢耶夫是国外最早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汉学家，他1916年出版了《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一书，40年代撰写了《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陆机论诗艺》等论文，给了后来人很大启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也加入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成绩突出的有美国比较学者厄
尔·迈纳（孟而康）（《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1990）和捷克女汉学家米列娜·多列
热诺娃（《诗学——东方和西方》）。

他们对中西比较诗学的关注和参与使比较诗学进入了
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新阶段。

3、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发展状况
（1）初期
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起步是首先从比较诗学入手的，梁启超被认为是其先行者。

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诗学研究是王国维开的端绪。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直
接引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评论中国作品，1908年，他的《人间词话》使用了西方诗学的诸多
概念，为后世比较诗学研究矗起了一座丰碑。

因此，他也成为援用西方文论阐析中国文学
与诗学的先驱。

与王国维几乎同时的鲁讯在他的《摩罗诗力说》（1908）中展开了对中西诗学的平行研究
2）发展期三四十年代，进入发展期的中国比较文学获得的最大实绩主要在诗学方面，其中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泰斗级人物是朱光潜和钱钟书。

朱光潜的《诗论》（1942）不仅自觉，而且明确地追求中西美学和诗学的共同规律。

钱钟书的《谈艺录》中的许多条目均从中西
文论中引证大量材料，成为名副其实的比较诗学著作。

（3）停滞期
从1949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等原因，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在中国大陆是一片沉寂。

（4）复兴和繁荣期
1979年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以钱钟书的《管锥编》的出版为标志。

自此之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颇多，其中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还出现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0），曹顺庆
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1），黄药眠、童庆炳主
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1992），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2），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等。

其中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被认为是80年代中国大陆第一本较为系统的中西文论比较
研究专著一、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
1、比较诗学的学理依据——可比性
比较诗学的可比性是指比较诗学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与学理依据，其具体内涵就是存
在于比较诗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同异关系。

同与异是比较诗学研究赖以展开的前提，缺一不可。

造成同与异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各具特色的理论观念。

2、比较诗学的目标：共同诗学
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寻求跨文化、跨语言、跨时空的共通规律，即共同诗学（或称
“一般诗学”），也正如刘若愚先生所说的“一个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这一方面是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是比较文学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

3、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特征
跨文化研究是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其突出点是把异质文化的差异性推上了前台。

这
种跨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深刻，另一方面则将使比
较诗学成为真正具有国际性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

人物塑造：《祝福》和《套中人》
在两位作家的笔下，祥林嫂和别里科夫都是“悲剧小人物”（是小人物，结末又是悲惨地死去），但在安排他们走向悲剧的方式上，却是迥然不同的：鲁迅让他的祥林嫂既愚昧，又热切追求生命尊严，又被社会语言暴力深深伤害；而契诃夫则让他的别里科夫既守旧，又
向别人施加语言暴力禁止求新，又被发展的力狠狠击倒。

接下来我们分恶化与定型、承受
语言暴力和施加语言暴力两点来领略两位作家塑造人物的不同特色。

1、恶化与定型
《祝福》中，鲁迅安排了三次祥林嫂的肖像描写，分别在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时、第二次到鲁镇时和她人生的最后一个祝福之夜。

三次描写呈现了祥林嫂的人生轨迹，她是处于
不断“恶化”的动态中，从身体到精神到命运。

不妨具体看一下。

第一次：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第二次：她仍然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第三次：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
她是一个活物。

从以上相互关联的肖像描写来看，鲁迅先生在强调祥林嫂一直都处在恶化当中，而透过这三次细致的肖像描写，我们不难感受到，祥林嫂一直在努力使自己摆脱那些噩梦，努力
改变痛苦的处境，追求简单的幸福，只是始终未能得到，反而不断恶化下去，直到逼上死路。

而别里科夫就不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套中人”的形象：
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里，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

他总是把雨
伞装在套子里……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

……他戴
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

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
要特别注意作者在这里使用的“即使”、“也”、“一定”、“总是”、“老是”、“总要”等词，他显然在提醒我们，别里科夫是“定型”的，他讨厌并拒绝变化，而且范围由对自身的约束扩展到
对周围再到对远处，他要求一切都能定型不变。

而这是不可能的，他最终死于“定型”与“变化”的冲突中。

就这样，中国的鲁迅和俄国的契诃夫在完全相反的安排中，让求变化的祥林嫂和求定型的别里科夫都走上了死路。

2、承受语言暴力与施加语言暴力
在《祝福》中，鲁迅让祥林嫂成为语言暴力的承受者，尤其是第二次到鲁镇后，她一直被鲁镇人或无意或有意、或善意或恶意地伤害着，作者努力让各方面的人物都参与到对祥
林嫂的谋杀中，而且毫不客气地揭示民众的庸俗阴暗心理。

而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
契诃夫让别里科夫成为语言暴力的施加者，突出了这个人物的胆小怕事心理。

举几个例子。

鲁四老爷说出口的话不多，而在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上，有很多时间是“皱眉”（从形体语言上考虑），四婶两次收留祥林嫂，可见心是善良的，但她根据四叔的意思前后次禁止祥林嫂参与祭祀所说的话，却构成了对祥林嫂的巨大打击。

前一次，在祥林嫂要帮忙时说了两
句“祥林嫂，你放着罢！”使祥林嫂对自己的仆人身份都产生了怀疑，而后一次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则使祥林嫂成了“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成了“木偶人”，因为这发生在祥林嫂已
捐门槛，以为已洗净污浊之后。

她对苦难的承受力崩溃了。

还有镇上的女人们，在听厌了“狼吃阿毛”的故事后，又在一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逗祥林嫂说额上因反抗逼婚而留下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

”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再一个是柳妈。

她是伤疤话题的“首创者”，并且笑话祥林嫂“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
他力气大”，又诡秘地告诉祥林嫂死后会被锯成两半，又正儿八经地让祥林嫂去捐门槛赎罪。

这使祥林嫂对生和死都充满了恐惧，并把一切希望都押在了捐门槛赎罪上。

不过较之于其
他人物，她虽然也有嘲笑之意，更多的却是对祥林嫂的一份同情，提出捐门槛的建议，也
是出于善意，只是末了却成了祥林嫂最大的噩梦。

别里科夫的日常用语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 要不出乱子，前提是不要出现新的东西，有与旧物不相和谐的东西出现时，就要加以禁绝，别里科夫就凭这一点“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全城都受着他辖制”。

而更密集的语言暴力发生在与柯瓦连科的对话中：
“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级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

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

”
只是他无法抗拒华连卡和柯瓦连科姐弟等青年人对变化的渴求。

他的语言暴力在他们那里激起了反击，柯瓦连科在让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后，将他推下了楼梯，而华连卡以对他的丑态的放肆的笑断送了他的性命。

当然，尽管方式不同，效果是一样的，鲁迅的《祝福》和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都完美地呈现了人物的性情，让人们从中窥见了人物悲剧命运的根由。

对“套中人”别里科夫的评价，似乎也早就有了一个“套子”：“顽固守旧，封闭多疑”“自觉维护沙皇统治”“不但自己入套还要别人入套”等等更多地把他当作一个靶子来批判，即使承认他是一个受害者，往往也没有从其受害者心态的角度加以关注其实，倒不妨将人物一分为二来看，从他维护沙皇统治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施动者，可与《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作一比较，从他也是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受动者，可与祥林嫂作一比较鲁四，虽然他的语言在小说中只能找到仅有的两处“可恶……然而……”，但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人物命运走向的权威使他成为鲁镇的实际主宰他所代表的力量如此强大而又冰冷，他浇灭一切渺小如祥林嫂者的希望，吞没他们的生命弱者的挣扎和覆灭，让人看到，即使帝制已经推翻，但鲁四们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丝毫动摇如果说鲁四对封建制度的维护是出于他的阶级本性，那么别里科夫呢？他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他的确自觉维护旧制度，能凭着他的“唉声叹气”“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使人让步并进而开除学生，能使全城的人都受他的辖制，但他所处的阶层不具有统治的权力，这就使得他的维护缺乏底气，以致于总是“脸色苍白”“通宵做恶梦”，在使全城人战战兢兢的同时自己也战战兢兢别里科夫看似具有强势的话语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来自于他自身由此看来，同是维护旧制度的施动者，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鲁四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权威，而别里科夫只是真实权威的一个镜中影像
比较鲁四和别里科夫，两者同中有异，那么，别里科夫和祥林嫂呢？一个是看似能够决定别人命运的强势话语权者，另一个是一直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弱者，他们的地位身份、生活经历迥然不同，但却同样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而且结局都是死亡，两者异中有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别里科夫死得更早些，当祥林嫂还能挣扎着问出“灵魂有无”的问题时，别里科夫早就成了一个僵死的符号，一个制度的标签难道他不曾有过鲜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异化成了符号？当一个生命被外界抽干了汁液，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鲁迅将这个过程显性化了，而契诃夫则将这个过程放到了幕后，我们稍加想象就可以填补出这个空白，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异化为大甲虫，符号化了的别里科夫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甲虫罢了他将自己包裹在各种套子之中，而这只是他意图逃离伤害的一种外在表现即使如此，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恐惧，“看来跟他毫不相干”的事也会惹得他“闷闷不乐”别里科夫的悲剧在于永远无法远离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害怕新生的事物，害怕社会的变革也许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推翻沙皇统治，对别里科夫未必是件坏事，卸去重压，他或许有可能从异化的符号重新回复为鲜活的生命但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的人来说，深入到血液中的奴性已经使他无法审视内心的需要，他能做的只有在奴
性的黑暗中匍匐鲁迅曾经说过：“……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灭亡”这句话正是别里科夫的写照：意图生存下去而不得已放弃了人的尊严，被异化为工具却最终难逃灭亡
的结局而嫂祥林，这被压在社会最地层的“玩偶”，她屡遭生活的打击而没有如别里科夫般异化，那就只剩下被步步逼往死地的必然她的一生，徘徊于“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
不得”之间三次肖像描写，让人看到了祥林嫂的人生轨迹处于不断“恶化”之中，尤其是对她眼睛的描写：“顺着眼”“眼光也没有象先前那样神气了”到“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面对逼迫，祥林嫂的出逃，二嫁时的激烈抗争，哪怕是捐门槛的行为，都表示着生命自身对尊严的需要从这一点来说，祥林嫂的反抗性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生命还在，就会本能地对施予生命的暴力进行反抗当然，这种反抗从某种角度来说，
其出发点也有在无意识中对族权，神权的认同，尤其是捐门槛的行为，甚至以向神权屈服
的形式意图回复到一个普通奴隶的地位而“做奴隶而不得”的苦闷，地狱鬼神世界的恐怖，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折磨，这才是祥林嫂生活中真正的不能承受之重
别里科夫和祥林嫂，作为受害者，在生活上的遭遇是不同的，但在精神遭遇上却有一致之处，他们的人格在不幸中扭曲，他们的精神支柱在打击下断裂只是，时时刻刻处于恐惧中
的别里科夫是完全认同了统治意识，而总是处于不幸中的祥林嫂虽然一直在反抗，却是在
无意识中依然屈从了统治意识当然，认同或者屈从并不能将他们拯救，在黑暗如漆的社会里，其结局也必然是相同的，即生命的消亡
另外，说到对统治意识的认同，则不能不提柳妈柳妈，一个脸如蹙缩的核桃般的女人，她
的每次出场总给人极不舒服的感觉，转弯抹角地探人隐私，煞有介事地说神论鬼她试图以
她的方式——捐门槛，来指点祥林嫂，从客观上来说，她开出的是一帖毒药这帖药不但没
能拯救祥林嫂于苦痛之中，反倒将她推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柳妈的这种做法主观上出于何
种动机？欲致祥林嫂于死地？似乎她也无利可图欲真心想要帮助祥林嫂？似乎少了一点真
诚其实，她只是鲁镇那些咀嚼他人痛苦的人中的一个，以他人的痛苦满足自己的猎奇心，
给自己无聊的生活加一点调味剂罢了当然，她在开药方时顺带着还得到了一种指点他人的
自我满足，而这种自我满足的前提是对鬼神世界的真心的信仰她以无庸置疑的语气开出了
药方，帮着鲁四老爷们在箍住了祥林嫂的绳索上又加了一把力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受虐者，
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施虐者从这一点上来说，她和别里科夫似乎更相象些，虽然他们的动机
和企图不同，但他们都完全认同了统治意识，而且对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在程
度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别里科夫辖制了全城，使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柳妈则在思想上辖制了祥林嫂，使她“两眼上都围着大黑圈”，直接地让她背
负上了无法卸除的精神包袱
以上只是个体人物的比较，其实，“鲁镇的人”和“全城的人”作为群体人物形象也具有可比性既然是群体，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构成了一个环境“五四”启蒙后的中国，虽然部分
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经有了探求的需要，如文中的“我”，但多的还是被关在“铁屋子”中的“即将由昏睡而入死灭”的人们，一如鲁镇中的人他们咀嚼和漠视祥林嫂般不幸者的痛苦，却不知道那痛苦有可能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他们没有反观自身生活的意识和需要，也不具备反观的可能，他们在混沌中麻木着，既没有期待，也不试图反抗在鲁迅笔下，这是一群黑暗中的“盲者”而契诃夫笔下战战兢兢的“全城的人”，表现的则是沙皇统治末期人民的一个群像，他们被压抑着，明显地感到了痛苦，以至于说出了“别里科夫两个月
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这样看似冷酷的话在沉寂中，这一群体也明显地让人感觉到了情绪
涌动的暗流：在漫画事件中对别里科夫的捉弄，在别里科夫死后感到这“是一件大快人心
的事”等小说甚至还出现了华连卡姐弟这样鲜明生动的人物，他们爽朗的笑声给作品带来了一抹亮色，预示着新一轮的风暴就要来临这两个群体，一个是依然沉寂的死水，一个是
悄悄涌动的暗流，对痛苦的知觉程度，是它们最大的差异同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相比较
而言，鲁迅笔下的黑色显得更浓重些
鲁迅和契诃夫，两位文学家虽时空相隔，素未谋面，但不管是对个体人物的塑造还是对群体形象的描绘，都鲜明地体现出共同的的情感倾向，即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对社会变革的热切的期待在比较中，这些人物形象的个性显得更加鲜明，他们的共性也更加引人深思。